在跟随怀师的日子里（下）

2010年，国学导读班结束了。我和慈雄兄建议再举办“管子”或“资治通鉴”的讲习班。最后，怀师决定先讲“资治通鉴”，帮助学员们鉴古而知今。怀师嘱我拟定办班计划，花三个月的时间，让学员读完66卷“秦汉纪”和81卷“唐纪”。100多名学员分为10组，大家分头在家预习。4月10日开班一天，5月和6月各有三天在大学堂集中。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集中交流，晚上怀师答疑解惑。原先说好由怀师教授，我当助教。然而，怀师执意要加上我的名字，并由我主持集体讨论。我知道，他是有意赶鸭子上架，想让我慢慢接下大学堂的教学任务。我也不敢稍有怠慢，免得辜负了怀师的信任。每天十多个小时阅读《资治通鉴》，把每一卷的要点和思考题写下来，用电子邮件发给所有学员。怀师见状，一次次叮咛我要注意休息，不必过于认真，以免累坏了身体。可是他老人家自己却不顾年迈，每逢集中讨论时就早早起身，在房间全程观看现场视频转播，及时补充阅读资料和思考题。晚上两个小时则亲自上台讲解，学生们怕他劳累，一遍遍的催他休息，怀师总是嫌讲话时间不够。讲习班秉承怀师“经史合参”的学风，将儒释道的经典与历史记载对照、比较、融会，来参究人生和社会的哲理。参与者曾用“震撼”两字形容此次学习历程。

南怀瑾的饭桌

从台湾到美国﹑香港，最后落脚吴江，怀师的生活起居是很有规律的。晚上10点以后从饭厅回住处看书；深夜到凌晨禅坐；上午七八点睡觉，12点后起床；下午到办公室处理公私事务，审阅书稿，答复来自四面八方的书信；晚上6点到饭厅接待访客，在饭桌上和大家谈天说地，也是他一天中惟一一次进食。数十年如一日都是这么过来的。饭桌成为怀师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

1981年，南怀瑾搬进了台北信义路二段的复青大厦。10楼是军政元老讲习班，冠盖幅凑，将星闪耀，一时都成了南门弟子。5楼讲堂聚集着一批青年人。晚饭时分，大家就坐下来围成一桌，无拘无束的边吃边聊。有一次，王升戏称南怀瑾的饭桌像大陆的“人民公社”。此后，这个“人民公社”的说法就一直流传下来，随着南怀瑾的足迹传到美国和香港。这是完全不同于官场的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职位的尊卑之分，也没有利益的冲突交集，因而充满着坦诚和融洽。南怀瑾不但是饭桌的主人，也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以超俗的风范、深刻的思想和机智的语言凝聚着大家！

1983年，台湾发生一件震撼当时政坛的大事，就是“十信”案。这一事件的余波竟迫使南怀瑾远走他乡。怀师身在北美，仍时时不忘故国河山，密切注视着海峡两岸的时局发展。他的寓所旁有一条小河，故大家称此地为“兰溪讲堂”。当时到这里来听怀师讲学的不仅来自台湾，许多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也慕名而来。怀师的饭桌成为两岸中国人隔绝40年后第一个彼此交流的私人空间。当时，中国大陆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改革开放。南怀瑾认为，大陆将来应该走的路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和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常对大陆留学生说：“大陆对外开放应该再推迟10年。先等老百姓丰衣足食，再解放思想。否则人民会失去礼义而一切向钱看。如此一来，不要说中国文化，连共产党的文化也没有了。如果能一步一步有计划地开放，集体制还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出大的利益，中国就更容易走向富强。”

怀师到香港后，我成为坚尼地道饭桌上的“常委”，亲眼目睹了饭桌上来客的聚散。饭桌上的客人分两拨，一拨是常来常往的“常委”，一拨是匆匆来去的过客。“常委”多半是在香港定居的，有当地人如马有慧夫妇；刘雨虹、李素美、陈美龄和陈定国夫妇；有像我一样的大陆“海龟”如赵海英，或如封小平夫妇这样的经商的“新移民”。“常委”们在怀师这里互相熟稔了，亲热得就像一家人。送走客人后还会陪怀师聊一阵天。这也是怀师最开心最轻松的时候，大家听他讲故事，说笑话。有时候，老人家说得高兴了，还会离座手舞足蹈的即兴表演，夜深了还不愿散场，就会让跟随他多年的欧阳哲做一锅“炒饭”。多年后，香港的老同学还念念不忘“欧阳炒饭”。

“常委”中还有几个很特别的人物，一个是百乐门老板蔡ⅩⅩ，一个是华比银行职员朱ⅩⅩ。他们从来不在“人民公社”吃饭，但饭后一定准时上门，在饭桌边坐下，十多年来风雨无阻。蔡老板只是微笑，很少说话。朱先生则常常给来客看相算命。还有一位入境处官员林先生，当年听了怀师的话，曾经冒险为香港回归做了贡献，后来遇车祸成了残疾人。怀师千方百计的帮他寻医访药。每次林氏夫妇来做客，怀师一定待之上宾。怀师就是这样从来不忘任何对民族国家做过好事的人。到坚尼地道来的过客就更多了。那时候，怀师的门户很松，三教九流，只要有熟人带路，一般就能上他的饭桌。有两岸的高管武将，有银行家、企业家、艺术家；有小商人、名教授、大学生；有国共两党的……头目，也有江湖上的兄弟大哥；还有美国的外交官、法国的汉学家、印度的金融家和韩国的和尚。怀师是有教无类，对来客不起任何分别心，只是不愿见记者。名记者陆铿和卜少夫都是怀师的故交，曾经托我传话想见他。怀师一口回绝，说他们见面后一定会在报刊上舞文弄墨。怀师在香港只想保持低调，不愿被媒体打破平静的生活。当然还有其他怀师坚决不想见的不速之客。曾有一次，我到了坚尼地道寓所门口，见有一位年轻人跪在地上，身旁放着一个大花篮。门房说是来求见南怀瑾的。我见了师兄弟们问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告诉我：此人自称是大陆来的画家，老师的“粉丝”。因为没有熟人介绍，不明他的底细，就没允许他上来。结果他就来这一套，已经连续下跪3天了。怀师知道后很生气，说这分明是强人所难，要我非见他不可的意思。越这样就越不想见，谁知他安什么心。

通常客人们来了，坐下，吃饭，聊天。饭桌上，怀师对来客提出的各种问题，总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有时候引用一段先哲的话，有时候背诵一段古人的诗词，意思都在其中了。怀师惊人的记忆力，无一例外地给来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我带文学家刘再复去做客。怀师问他最近在做什么。再复说在研究《红楼梦》。怀师说喜欢书里的诗词，随即一首首地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词来。又说更喜欢太平天国石达开的诗，有豪气，居然一口气背诵了好几首冷僻的石达开诗词。

2002年以后，怀师常去上海，饭桌也就随他搬到了番愚路长发花园的住所。

2006年定居吴江庙港后，南怀瑾的饭桌自然成为太湖大学堂的中心。怀师年纪越来越大，想见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得不有人把关。一般人也就不容易成为他的座上客了。除了从前的老学生，此时的来客往往非富即贵。有党政官员，有富商大款，有太子党，有秘书帮，还有被带来表演特异功能的。他们中很少有真来寻师问道的，都是来问神通、问官运、问财路、问婚姻、问长寿，简直把他当活神仙了。更多的人只是慕名而来，扯上他合张影，就可以拿出去炫耀自己是“南怀瑾的弟子”。似乎精神境界一下子就拔高了若干档次。最令人讨厌的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方小吏。有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酒足饭饱后就开始自吹自擂。说他的儿子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架子，放学回家都不用他派车去接。令到当晚坐在后排的两个将帅后裔不由得互相吐舌头。对于这些来来往往的人，怀师很无奈，常说自己是“陪吃饭，陪聊天，陪笑脸”的“三陪老人”。但他总是以佛家的慈悲语、和善语、柔软语使来客生喜乐之心。不过，怀师对客人也有严厉的时候。有一次，我带某银行的几个高层去见他。他们送给怀师一套18K金雕刻的《心经》。然后说，准备在市场上以每套3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发行。怀师当即严厉地说：“你们既然送来了，我不好拒绝。这里是一张3万元的支票，就算我买下来了。但你们用佛经来赚钱，将来是要背因果的。”来人就这样被不客气地打发走了。事后他严肃地说：违背教理戒律的行为必须指出来。我们绝不能用佛法做人情！

南怀瑾的饭桌是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是人生百态的一个舞台，也是我学习怀师待人接物的一个课堂。怀师曾即席做了一首歌词，描写他的那张饭桌：《聚散》略

向怀师告别

2010年5月初，“资治通鉴讲习班”第二次集会前，我的右眼突然模糊起来。集会结束后，回到香港就去养和医院眼科就诊。医生检查后告诉我是视网膜脱落，已严重到有失明危险，必须当天住院动手术。听到这个消息，我犹如五雷轰顶，眼睛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是最宝贵的呀！一旦失明就意味着后半生再也不能读书写作了。当我在电话中把这个消息告诉怀师时，听说他老人家心急如焚。手术后的三个月里，按照医生的叮嘱，不能运动和搭乘飞机，更不用说看书了。白天只能耸拉着脑袋呆坐，夜里只能趴着睡觉。到了6月初，怀师说要取消讲习班的集会。但我执意坐火车回大学堂去主持最后一次集中讨论，使讲习班善始善终。那三天里，怀师尽量自己多讲点，要我少讲话，多休息。讲习班结束回到香港，最初手术似乎还算成功，但后来右眼视力不断下降到只有0.02了。 8月里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想离开大学堂，留在香港养病。他当即回信极表赞成。

2010年9月初，我回大学堂去搬家。临行前，怀师把我叫到寝室中深谈。他说：“未来的两年里，你也许有一场大难。要躲过这场灾难，就在家一边养病，一边好好专修吧。想学佛要先学好做人，改善你自己的修为，尤其是要少造口业，再不要出口伤人。至于修行中遇到问题，今后可以和我书信问答。我的时日也无多了。在大陆学生中，你是和我感情最深的。我走后，这里指大学堂也就散了。你就好自为之吧！今后出去弘法，不要学我。我年轻时曾经发愿：弘法不收供养。但这个时代的人对不花钱的都以为不是好东西，不会认真听进去的。我自己学佛的路，是从《大宝积经》开始，由《楞严经》深入的。希望你循着我走过的路踏踏实实地前行。”朝夕相处了整整两年，如今要离开怀师了。听着他老人家语重心长的临别赠言，我的泪水忍不住直淌。这两年里学到最多的正是怀师如何做人。他常说做人要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其实，佛心就是一颗善心，对任何人慈悲为怀，不起分别心；道骨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清高风骨；儒表就是温良恭俭让的言行举止。这些做人标准写在纸上，但现实中有几人做到？我在怀师身边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圣人！

回家后的两年里，我把学佛变为生活重心，坚持每天拜佛﹑禅坐﹑诵经﹑念咒。十天半月给怀师写一份学佛报告，汇报每天的修行中的感悟，提出种种疑惑和问题。怀师总是及时回复，给我答疑﹑解惑﹑鼓励和鞭策。我过一两个月也会去大学堂拜望他。今年6月7日到9日是最后一次见面。接连3天，下午在办公室里给我开示修行中遇到的问题。他拿出一本刚出版的新著《瑜伽师地论声闻地讲录》，要我回去认真研读，说书内讲的都是实修道理，对我有用。他还鼓励我坚持修证佛法，将来可以直追欧阳竟无一班人，“因为你可以有他们的学识，他们不肯像你一样实修。”我说，“老师，你又在忽悠我了，是怕我放弃吗？无论如何，我还是会循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晚饭后，我还是像往常那样坐在怀师边上谈天说地。以为这样的情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想不到竟是和恩师的最后一面。

8月13日，我打算去大学堂，怀师让马秘书转告：老师感冒，我去了他就要招呼我，希望这次不要去。我顿时觉得他这次一定病得不轻，因为20年来从来没有一次不想我去看他的。8月16日，我在报告中问他，读完了12遍《楞严经》，接下去应该读哪一部经。4天后，他在报告上最后一次批示：“最近气运不对，我也在维摩病中，深深业力之感，不可说不可说啊，无法与不知者言也。你从那年开始学佛，凭我深切的记忆，你真正发心想修行学佛，散散漫漫的还不到两年。承蒙信任，你恳切读《大宝积经》后，我希望你先能做到精读《楞严经》100遍，希望在10年、20年中贯通事理、证得真如，此话早已有所说明，只是你并不留意。我从青葱学道，身心投入出世修证法门，至今95岁，经常自惭闇顿，对于《楞伽》、《楞严》二经，我从数十年身心投入求证的功力，尚不敢说是望及涯际。你这个话已经问过我三次以上，我都有所答复，或微笑而轻答，实际上语重心长，都已说得明白了。你如果对此有疑，今后10年、20年中，希望你深入《华严经》、《瑜伽师地论》二部大经论去吧。我老了，再没精力多说了，言尽于此，抱歉。”怀师以前对我说话从未如此严厉过，最初有点难受。反复读了很多遍，才体会怀师对我的拳拳之心。但只以为他是对我爱之深，责之切，没想到乃是最后遗言。

9月2日，我写报告回复怀师的批评，回顾了专修两年来的历程。5日，怀师请秘书回话：“现在四大违和，这篇报告要严重答复的，所以不要着急。慢慢来。”但最后没有等来他老人家的片言只语。怀师会怎样答复？这将是够我参一辈子的话头了。怀师走前最后吟诵的诗句是：“人历长途倦老眼，事多失意怕深谈。”他是带着对世事的无奈和对中国文化复兴的失望而西去的。告别了敬爱的怀师，我也将开始人生新的里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