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随怀师的日子里（上）

9月30日，中秋月圆时，正是南怀瑾先生荼毗之夜。我不忍看恩师化为一缕青烟，从庙港回到香港家中。在他的遗像前，供一束鲜花，点一枝清香，跏趺而坐，诵经追思。惺惺寂寂之中，仿佛见到他老人家像往常一样笑容可掬地向我走来。近二十年来跟随怀师的一桩桩往事、一幕幕旧景浮上心头。

初识南怀瑾

最初知道南怀瑾这个名字是在1980年代初，刚刚开始接触佛学。香港何泽霖老居士寄来他的佛学著作。1988年，友人向我介绍刘雨虹老师，说她是代表南怀瑾来接洽复旦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怀师的书，我这才知道他在香港定居。当时出版海外图书需经宣传部审批，而我正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我就说，若出版佛教类图书还要由宗教局会签，而一般是不会获准的。你们不如先出南怀瑾的文化类著作，例如《论语别裁》等。后来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我也和出版处的同事打了招呼，促成了南师著作的顺利“登陆”。

不久我也负笈远游了。1994年，我到了香港，遍寻南怀瑾未遇。在一个“海归”聚会的场合偶遇赵海英博士，说是可以带我去见怀师，真是喜出望外。一个周末的傍晚，到了坚尼地道怀师的会客处，一房间的人在那里等候。吸取曾在佛光山星云法师那里遭猜忌的教训，我不敢说出以往的真实身份，怕引起误会，就只让海英介绍是《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哪里知道在怀师那里遇到了当年在上海相识的刘雨虹和陈定国夫妇。我的“真面目”也就很快被戳穿了。然而后来怀师从未对此介意，反而还常把我的这段经历向台湾友人介绍。这才真是佛家的不起分别心。

六点左右，一位仙风道骨的长者拄着手杖飘然而至，一袭长衫，满面春风。我料定这就是向往已久的南怀瑾了。当晚在饭桌上，客人们出于对怀师的恭敬之心而慎言谨行。我生性豪放不拘，因而酒酣之余放言高论。想必当晚海英是为我捏一把汗的。不料向怀师告辞时，他竟说：“你是个有匪气的文人。我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今后不用通报随时上来吃饭聊天。”从此我登堂入室，成了怀师饭桌上的“常委”，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去坚尼地道。怀师滴酒不沾，因此大家在他那里很少饮酒。我因好肆酒骂座，竟被怀师特许“酒权”，为饭桌添点生趣。

领上学佛路

 我在大学时代就接触佛教，但只是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虽然早年出版了几本佛学著作，充其量也不过是“口头禅”而已。1996年春节前，怀师让海英通知我，大年初一去他的寓所“打禅七”。海英告诉我，那是极个别入室弟子才享有的待遇。我却不识趣地回绝：“家有高堂稚子，已经订机票要回家过年。”其实，长期受科学主义的浸润，我当时对禅坐一类的佛门实修不以为然。那时候，我在《明报》主笔政，每天下午3点钟进报馆，次日凌晨一两点钟下班，睡五六个小时就要起床“炒股票”，每星期还要起一个大早赶到沙田的中文大学去修博士课程。长期如此使我精疲力尽，面容憔悴。怀师见状对我说：“尽管你不信佛，打坐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不妨试试。”我就这样半信半疑地跟着大家学起禅坐来。坚持了大半年果有起色，还是那么沉重的负荷，但朋友再见面时都说我面色红润，判若两人。从此我就坚持不懈地打坐。每年春节也都留在香港，跟随怀师“打禅七”了。但我并未真正将此与学佛联系起来，只是在色身上下功夫。

1997年的一天，怀师把我叫去个别谈话，说看我是个可造之才，要传我“心地法门”，说此法真能修成的人不多，望我持之以恒。他还说，你十多年后也许会出家。若如此，则必成一代大法师。其实，我一直没有真正弄懂“心地法门”是怎么一回事，更没有动过出家的念头。两三年前和怀师旧话重提，他老人家听罢哈哈大笑，说当时见我仍将佛法当学问，想把我哄进佛门。知道我功名心切，不用此番话忽悠我，我岂肯认真实修。怀师就是这样因材施教，根据各人不同秉性根器，施以不同诱导之法，从不认为有一种适合任何人的不二法门。

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者

2000年，老友来新国先生和陈知涯将军打算出版《南怀瑾全集》。怀师指定我来写序言，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下来。动笔之前，最难的是究竟如何给他定位。怀师一生行迹奇特，常情莫测。年少时即广泛涉猎经史子集，礼义具备，诗文皆精，以神童名闻乡里，并习各门派武术，毕业于浙江国术馆。早年曾钻研道家学，青年时代发心学佛，循迹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三年，遍阅大藏经三藏十二部。出关下山后，深入康藏地区参访密宗上师，经白教贡嘎上师及黄教、红教、花教上师陆续印证为密宗上师。因而，有人称他为国学大师、易学大师，有人称他为佛学大师、禅宗大师、密宗上师，也有人称他为当代道家。这些称谓皆似是而非，因为每一种说法都只涉及他学问人生的一个侧面，怀师也从未以此自居。

我曾经在文章中称其为“当代大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派高人，如鬼谷子、陶渊明、孙思邈等，他们虽然对世事洞若观火，却宁可选择闲云野鹤的人生，而不愿出将入相，食官家俸禄。古人又有“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的说法。做一个周旋于市井俗人之间而能出污泥而不染的隐士，当然比避居山野更难了。在我看来，南怀瑾实为这样一个隐士。可是怀师并不认同这样一种人生定位。后来想想也确实不妥。怀师一生为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而奔波，到了台湾以后，一面担任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等校教授。同时，先后创立“东西文化精华协会”、“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十方书院”等文化机构。1985年，怀师离台赴美客居，直至1988年到香港定居。在此期间，先后创办美国维吉尼亚州东西文化学院、加拿大多伦多中国文化书院和香港国际文化基金会等文化教育机构。前些年更是在世界各地华人社会推广儿童诵读东西方经典的文化运动。其人生岂能用一个“隐”字概括？

我决定先花半年多时间，夙兴夜寐，将南怀瑾已出版的全部著作重温一遍。温故知新，所得甚丰，怀师的学问兼及儒、释、道三家，在精研中国文化之外，并摄入西方文明的精华。因此，很难说怀师的学问究竟是偏于儒家、佛家，还是道家。哪一家。准确地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者。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呢？怀师说：中国在秦汉以前，儒、墨、道三家几乎涵盖了全部的文化思想。到六朝以后，换了一家，儒、佛、道三家成为文化主流。因此，一个人必须深入儒、佛、道三家的学问，由博返约，融会贯通，才能掌握中国文化的精义。如今的学者所受的都是西式教育，大多将人类文化知识分门别类，成为专攻一门的专家。因此，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往往是支离破碎的。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治学门径，使怀师不同于一般学者，而能出入于儒、佛、道之间。可以说，没有怀师这样的学养，实在很难担负起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对这样一个人生定位，怀师是认可的。因此，当我据此写成上万字的《南怀瑾全集前言》送交他审阅时，他一字未改地嘱咐送交付印。如今怀师仙逝，任何学生若将他贬低为一个“文化学者”、“国学大师”；或搞出“现代造神”运动，将他曲解为一个“宗教人士”的话，都是对怀师的背叛！

至于社会上有些不肖之徒对其攻击、污蔑或质疑，怀师生前就从来不屑一顾。这就是他不同凡响之处。记得当年有一个叫张中行的中学语文教材编辑。“文•革”后因自称小说“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余永泽原型，而被媒体炒作成“大师”。他托人将一部书稿“禅外说禅”交给南怀瑾的老古出版社想要在台湾出版。怀师看完书稿后认为他完全不懂禅学，没有同意出版。不料此位老先生因此怀恨在心，写了一篇文章挑怀师《论语别裁》中的毛病，甚至用“兼问出版垃圾著作的复旦大学出版社”为文章副标题，顿时被媒体炒得纷纷扬扬。其实，要从任何一个人的数千万言著作中挑几处瑕疵不足为奇。再说怀师的著作除了一本《禅海蠡测》为其亲撰之外，其余皆是对学生随口说出，由大家根据录音整理成文的。整理者程度有差次，有些记录稿经怀师仔细审阅，有些则并非如此。倘非道德有缺陷的人，对南怀瑾这样一个孜孜不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长者，敬仰犹恐不及，岂能如此往他身上泼脏水？但怀师对张某人的文章只是微微一笑，不置一词。倒是不少同学促我撰文驳斥。我读罢文章，觉得以其水平之低实没有必要回应，因为张先生毕竟不是学问圈中人。我只对大家说了一句话：“算了，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

太湖大学堂

进入新世纪后，怀师很想在大陆找一个清静之地叶落归根。我们几个学生在杭州、苏州东山、上海淀山湖等处看过好几块地，皆有不妥。怀师归心似箭，一次去吴江庙港镇参观一位台商老学生的工厂时，亲见太湖之滨风景如画，当场就拍板买下300亩滩涂地，计划在此造屋归隐。2002年底，我正准备去香港“成报”出任总编辑。有一天，怀师把我叫去说：“我打算回大陆定居，你就随我一起回去吧！我身边也缺个人。我知道你要养家活口。人家现在给你多少待遇，我就给你多少待遇。”当时我刚和吴征杨澜夫妇签约，一批旧同事因我而辞职准备“跳槽”来《成报》。怀师见我面有难色，不等我分辨就说：“你回去考虑三天。若不想回去，今后也就不必认我为师了。”回家后，我整整三天无法入睡，最后给怀师写了一封传真，表示我确有难处。且称师生名分既定，不想做专职秘书，变成雇佣关系。等将来有朝一日能卸下家庭负担，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一定前来伺奉左右，尽微薄之力。怀师见信后当即让马有慧转告：那就依你的意思吧！此后，怀师就开始往来于香港和上海两地，渐渐地在上海的日子愈长，在香港的时间愈短。我见他老人家的机会也越来越少。难得去上海时，在他的寓所旁找一间小酒店住下，晚饭时依然像以前那样陪怀师聊天。有人送去好酒，他总是密藏在床底下。每次知道我要去了，就叫人拿出好酒准备。饭桌上总是说：“承思酒德酒品好，他可以畅饮。你们没资格像他那样喝酒。”那种场合是是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可惜如今往后此情此景不再，行文至此，不觉潸然泪下。

庙港那块地的建设一波三折，耗费了他不少心血。2006年总算初具规模，他决定从上海移居太湖之滨，创办“太湖大学堂”。先前风闻北京高层对南怀瑾回国定居有“不支持，不反对，不宣传”的三不政策。怀师深知他们是担心其在国内的影响力，因此标明太湖大学堂既不是宗教场所，也不是教育机构或者社会团体，只是私人闲居讲学场所。大学堂创办不久，怀师问我，那么大一块地方要拿来做什么用？嘱我草拟一份发展规划。我提出了一个包括研究所、南怀瑾著作编译所、大讲堂、网上传统文化教学中心和海外汉学家进修中心等在内的宏大计划。怀师对此不置可否，只是问我：“谁来做这些事呢？现在还有这么些能用的人才吗？”后来我又提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国学都是半路出家，成不了气候，应该从小培养。不如仿效民国的无锡国专，在这里办一所国学专门学校，每年从贫困地区招收20名天资聪敏的失学儿童，学制10年，专教他们经史子集。10年后这200名毕业生中，或许能造就十多个真正的国学大师，使传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不绝如缕。他们的生活费用可以由我们这些老学生认领。怀师对我这个寓慈善于教育之中的倡议非常赞成，派我去和苏州负责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商谈。见了朱市长，才知道原来他是我父母家的老邻居，因此，谈话得以直入主题。朱市长听我讲完整套设想后便说：想法不错，但不遵照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只教国学的话，是违反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违法行为。最后只能放弃这个念头，改由师姐李素美母女出面，办了一所吴江国际实验学校”，在政府规定的教学大纲之外，增加了一些国学内容而已。

后来我弃文从商赚了点钱，晚年生活有了着落，决定履行当年对怀师的承诺。 2008年夏，我来到他身边常住。早晨坐禅，下午读书，晚上听他讲经。生活十分悠闲平静，怀师也很开心，像个老顽童似地常常迸出很多念头。一会儿说，要养几头毛驴，和我一人骑上一头，在湖堤上柳荫下溜达。一会儿又说，在湖边建个亭子，可以和我一起在亭子里赏月，让古道师吹箫，看我喝得一醉方休。甚至还在大学堂开了个咖啡馆，结果开了几天没人光顾，都是他老人家掏钱在那里请我们几个学生喝咖啡。玩够了，咖啡馆也就无疾而终。

9月初，吴江国际实验学校开学，招收了四十多名5岁到9岁的学童。怀师命我教他们《千字文》和《幼学琼林》，说是帮助孩子们打好国学基础。他还亲自上了几堂示范课。学校教师的古文基础不好，我就在放学后给老师和大学堂的员工们讲《古文观止》。大家学得很有兴趣，传到怀师耳朵。有一天晚饭后，他说：“现在很多人想读佛经，可是连起码的古文基础都没有，怎么读得懂佛经呢？不如我们办个国学经典导读讲习班，让承思去领着他们学点古文。”他还当场指派斯米克老板李先生做班主任，负责办班的行政事务。12月的第一个周末，讲习班在上海虹桥迎宾馆开学。那天怀师很关切，怕我太学究气，学员们会听不下去，就派了好几个大学堂的师兄弟来旁听。几乎每隔一小时就打电话过来，询问课堂状况。直到我一口气讲了8个小时，学生们还不肯散场，怀师才如释重负，当晚开心得笑不拢口。这个讲习班持续了一年，每月一次，学员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人甚至为了听课，专程从深圳、北京坐飞机过来。这种对国学的热忱令我为之感动。

我在20年后回到上海讲学的消息传开了。2009年6月，复旦大学校友读书会和宗教研究所邀请我去做一次讲演。我告诉怀师，1989年6月，我曾在复旦大学做过一次“禅与人生”的讲演，但那时讲的是口头禅。如今有了一点实修的体会，还想以同样的题目去讲一次。怀师极力赞成，还顺口吟诵了唐人王播的两首诗：“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教我以此作开场白。演讲完毕，听众们久久不愿离去，说是他们有个“禅学会”，要求到大学堂跟着学禅修。听众要求到大学堂跟着学禅修。我回去向怀师报告，他说：“如果他们答应3个条件：一、禅修7日每天坚持坐禅9枝香；二、7日内专心禅修，不准使用电脑手机和外界联系，脑子里还想着生意经；三、吃素7日。我就亲自带大家禅修。”我对复旦禅学会的负责人一说，他们当即表示愿意遵守。

9月13日到19日，一百多人齐聚太湖大学堂学禅修。怀师不辞辛劳亲自带领大家，打破日常起居时间，从早到晚在禅堂里。我们打坐时，他来回走动巡视，观察每个人的身体和神态变化，不断纠正大家的姿势。我们行香时，他手持禅棍在一旁注视，突然间一声棒喝站停，让大家体验刹那间的定境。我们休息时，他端坐讲台，给大家开示说法。一连七天，从无间断，九十多岁的老人啊！头一天，怀师让大家先看了两段录像：一段是今日中国寺院里僧人禅修的画面：七扭八歪；另一段是现时日本寺院里僧人禅修画面：气宇轩昂。对比之下，怀师说：“禅宗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今东瀛邻国还保留着，难道在中国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要失传了吗？”说到痛处，怀师老泪纵横。在场学员无不为之动容。这是怀师他最后一次主持禅修。恐怕禅文化传承到今天，在他身后也要终成绝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