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啸林全传(52)第59章 窝里斗，一代大亨死不瞑目(4)

张啸林全传(52)第59章 窝里斗，一代大亨死不瞑目(4)

    1939年7月9日，汪精卫在上海公开发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基本观念及其前进目标》讲话。而后，又乘日本军用飞机到广州，拉拢张发奎、邓龙光、李汉魂等将军，对国民党军队作诱降广播。

    汪精卫仍然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政府’必须由国民党产生，因此，经过一番殚精竭虑，挖空心思，积极筹备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汪精卫倾尽全力，企图把各党各派都拉到他的阵营中来。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许多新的没有名气的党派，许多人纷纷找日本人说情，要求到汪伪政府里任职。

    其中有不少人都是来要官做的。要到官了，便兴高采烈，忙得不亦乐乎；要是没有得到理想的位子，有人立刻就翻脸，骂汪精卫为汉奸、傀儡。

    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主持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批“中央委员”，通过了“和平、建国、反共”三大政治纲领；修改了“国民党党章”，废除了“总裁制”，改推汪精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推梅思平为组织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丁默村为社会部长。会议决定开展“国民政府还都”运动，授权汪精卫领导这一运动。

    在这次“全会”上，汪精卫像泼妇骂街似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疯狂地攻击。他胡说：“共产党假借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进其崩溃之势。”

    他还无中生有，说共产党“假借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使之全国陷于精神破产。”

    对当时的苏中关系，也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说：“共产党要夷中华民国为中华苏维埃，使之永为苏联之附庸……使中、日兵连祸结，苏联得安坐而乘其敝。”

    汪精卫对蒋介石也是骂声不绝：“所可怪者，蒋同志（介石）……当此国家存亡毁于一发之际，置一切同志之忠言于不听，惟共匪之所左右……取决于共匪之颐指气使……使和平运动横受挫折。”

    8月30日下午，举行闭幕典礼，这场“国民党六大”闹剧，草草收场。

    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人在职员的名单上，看到了卢英的名字，便顿时骚动起来。

    中午吃过饭后，有几个代表吵着嚷着要见汪精卫，让他给个说法。汪精卫躲在房间里死活不肯出来，周佛海只好代见。

    周佛海一脸不耐烦地说道：“汪先生很辛苦，很累，现在正在午睡，有什么事的话，跟我讲就行了。”

    “在这样一个大会中，职员名单里怎么会有大汉奸卢英？”

    “让卢英来当大会的秘书，我们岂不是与汉奸为伍了吗？”

    周佛海一听，立刻眉毛倒竖了起来：“卢英到底是不是汉奸，后人自有公论。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人家卢英。”

    周佛海猛地从口腔里射出一口浓痰，接着说：“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差点儿把命都搭进去了，他对于和平运动，可以说比谁都热心。”

    “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找来的，你们谁有这么大的本事？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谁来保卫汪先生的生命安全？”周佛海用冷峻的目光扫射众人，不屑一顾地说。

    周佛海越说越带劲，索性又给大家透露一点消息：“实话告诉你们，汪先生还早就内定卢英做‘中央委员’哩！”

    当汪精卫宣布‘中央委员’的名单时，有几个名气更大的老牌汉奸，也赫然在目，如温宗尧、陈群等人还排位在刚。

    这时，会场上发生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有个叫胡志宁的代表，站起来准备发言。一见到这种情景，提着手枪的李士群带领两个全副武装的特工队员，快速奔到胡志宁身边，丁默村也朝胡使眼色，让他识相些。

    胡志宁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好支支吾吾，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一时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汪精卫一看到这种尴尬的局面，马上站起来打圆场说：“代表们要是有什么意见的话，会后可以与我个人谈。”

    他还掩耳盗铃地说：“外面有人对我们造谣诬蔑，说我们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

    会场确实是没有日本人，但是会一散，汪精卫马上就向日本人原原本本地作了汇报。

    汪精卫决定网罗人才，日本就让北平的“临时政府”、南京的“维新政府”与汪合作。准备举行“青岛会议”，商谈合作条件。

    中国人做事，一向讲究论资排辈，当汉奸也不例外。当时，北平的“临时政府”与南京的“维新政府”的傀儡头头王揖唐、梁鸿志等奴才，是老牌的卖国贼，时人奉送一个响亮而又文雅的称号——“前汉”，而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一伙，做汉奸的资格还嫩着呢，不及“前汉”牌子老，货色正宗，就被人称作“后汉”。

    可是，“后汉”后来居上，更加受日本主子青睐。“一月青岛会议”，就是日本特务总部——梅机关一手策划的。

    如果“前汉”与“后汉”们握手言欢，汪精卫组成伪政府，就要在南京粉墨登场，这会给蒋介石一个怎样的难堪，怎样的打击啊！蒋介石就要在这出汉奸戏开锣之前，拆掉戏台，如果不能如愿，起码得抽掉它几根台柱子。

    这桩“拆台”的戏，蒋介石交给戴笠和杜月笙共同完成。

    1940年1月21日，汪精卫由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叶蓬、林柏生、罗君强以及梅机关头目影佐侦昭陪同，从上海乘船前往青岛。

    在这期间，北平“临时政府”的汉奸王克敏、王揖唐、朱深、殷同、齐燮元、王荫泰等，南京“维新政府”的汉奸梁鸿志、陈群、温宗尧，任援道、高冠吾，以及“蒙古自治政府”的汉奸代表李守信，在伪临时政府顾问喜多诚一、伪维新政府顾问原田熊吉陪同下，也先后到了青岛。

    这时期的青岛，可谓奸雄聚集，宪兵林立。“七十六号”的特务们，在李士群、傅胜兰的率领下，布满了车站、码头、商店、市场、戏园、茶馆、饭店，充塞着大街小巷。连叫卖烘山芋的人，也陡然增加了一倍。

    1940年的11月份，青岛干这营生的突然成倍增加。除了胶东味浓的吆喝声之外，又夹入了其他腔调的叫卖声。有的干脆一声不响，两只眼睛在狗皮帽下边溜来溜去，让山芋在烤柜里烤焦，变成灰。这种人便是“七十六号”的小特务。在“七十六号”特务们严密地监视下，军统的人无法打入，只得望洋兴叹！

    在三面环海、陵谷相错、林木茂密的太平山环山公路上，一辆急驶的乌亮卧车，直奔一幢造型别致的纯白色别墅。别墅门前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端枪守卫，这是华北日本海军司令野村中将特别关照的。汪精卫的车子一到，别墅的银灰色铁门“呼啦”一声打开，让车子驶了进去，在鹅卵石小道上滑行着拐了几个弯，在一幢楼前停下。

    一个日本海军军官上前打开车门。然后倾着45度身子，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让汪精卫跨下车来，并轻声地用日语说：

    “司令在等您哪！”

    “啊，兆铭先生，欢迎，欢迎！”野村中将张开双臂，抖了两抖，跑下花岗石台阶。

    汪精卫忙赶上前，来了个90度的鞠躬，而后诚惶诚恐地握住野村递过来的手，嘴里不住地重复着：“幸会，幸会！”

    “请！”野村一摆手。

    汪精卫侧着身子，进了客厅门。

    里面，王克敏、梁鸿志等“前汉”们以及一些日本顾问，正在沙发上坐着喝咖啡，似乎专等“后汉”们的到来。

    汪精卫拱着手，向众人致歉。

    “兆铭来迟，请各位多多恕罪！”

    “快请，快请！”厅里的人全站起来，有的点头，有的打躬作揖。

    寒暄之后，“前、后汉”们开始了第一轮会谈，一直到晚上10点钟才结束。

    在回住处的路上，李士群与汪精卫同车。他让傅胜兰坐在副司机座上，监视路边动静，自己与汪缩在后座，窃窃私语，后边跟着林之江率领的卫士车。

    车一开动，李士群就向汪精卫报告刚才收到的电讯：陶希圣、高宗武反叛。

    陶希圣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上海大学教书，是主张“本位文化”的“十教授”之一。高宗武原是汪精卫内阁的外交部次长，“七·七”事变后，几次秘密去东京，奉蒋、汪之命与日本商谈过“和平”条件。他们俩人都是汪记“低调俱乐部”健将，认为积极抗日是唱高调，不切实际的。汪精卫逃出重庆，转道河内来上海后，他们俩随即到上海投敌，落水当了汉奸。

    蒋介石得知日寇导演“青岛会议”，准备成立全国性的傀儡政府，把汪精卫捧上台，大为恼火。他先是命令戴笠的“军统”，趁汉奸头头们齐集青岛开会之际，杀掉他们。结果，“七十六号”先下了手，把整个“军统”站给一锅端掉了。

    于是，他只得采取另一策略，让“军统”通过杜月笙的一条线，在汪伪组织即将登场、闹台锣鼓越敲越响之际，抽它几根台柱子，拆拆汪的台，策反陶、高出走。

    高宗武、陶希圣是温州同乡，同住虹口日本占领区。1939年底，他们经常到英、法租界去，直到深夜才回。每次去，总在进入租界的地方下车，并谢绝日本宪兵的护送，徒步而去。

    李士群的嗅觉灵，不久就发觉高、陶要逃走的迹象，要求逮捕他们，悄悄地干掉。“七十六号”的太上皇影佐祯昭、睛气庆胤没点头，汪精卫也没下决心，只好拖着。但李士群还是采取了措施，派人跟踪。

    高宗武很快跑到晴气庆胤那儿告状。

    “睛气先生，最近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盯我的梢，‘七十六号’实在太不像话了，您可得管一管。”

    睛气说：“对您这个和平运动的老前辈，他们不会干出失礼的事的。为防万一，我马上调查一下。可是，我听说您不带卫兵一人走路，这多危险啊！我派一个忠诚的卫兵给您，他可以负责安全。”

    日本特务头头亲自推荐的卫兵，高宗武不能推辞，只得接受。

    “七十六号”特务对高、陶的包围越来越紧，蒙在鼓里的日本卫兵却一本正经地紧张起来，以为是“军统”的刺客要行动，还决心以生命来保护高、陶。

    李士群原打算利用高、陶进入虹口乘汽车时，连人带车把他们劫到闸北一个秘密地点审讯。于是，他们把汽车司机换成了“七十六号”的人。忠于职守的日本卫兵，几次干扰了这个阴谋。

    从此，高、陶搬进法租界，再也不敢在虹口露面了。

    汪精卫听完李士群的汇报后，长叹一声：“想不到真有这个变乱！”

    汪精卫找来周佛海，让他分头找“临时政府”的王克敏、“维新政府”的梁鸿志“谈谈”。

    周佛海的“谈话”果然有效，在第二天下午的会议上，梁鸿志粗着脖子向王克敏开炮：

    “徐州一带向来是我们江苏的属地，北平临时政府据为己有，这是为何？今天倒要请王先生讲清楚！”

    “光讲清楚，还不行，要归还建制！”梁鸿志的副手温宗尧补充道。

    老奸巨猾的王克敏语调不缓不急，柔中带刚：“鸿志老弟发这么大的火干啥，古人云：天下之地，有德者居之。徐州这块地盘，乃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政府是从蒋介石与共产党手中取得，与兄弟你的维新政府无关呀！”

    “我看这徐州，您老先生是从日本朋友那儿取得的，并不是从蒋介石与共产党那儿取得的吧！”陈群从一旁帮腔，反唇相讥。

    “说得对，王先生那时在哪儿啊？”几个维新政府代表附和着。

    “诸位，咱们把话扯远了。要是这么追根究底，那么，维新政府所在的南京。不也是日本朋友占领之地？我看还是承认现实，维持原状吧。再说，咱们现在不是谈统一吗？”王揖唐向梁鸿志刺了一枪后，随即收住，把球踢给了汪精卫。

    “那好，徐州问题全凭汪主席主持公道。”梁鸿志急忙说。

    “只要秉公处置，我方没有问题。”王克敏有条件地同意。

    “那好，承蒙两位同志信任，徐州问题交给我吧，让我与影佐少将、野村中将、板垣中将商量后再定，各位看如何？”

    “这样最好！”众人赞同。

    青岛会谈使汪精卫集团与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府达成了新的默契。3月22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央政治会议”，紧接着组建汪伪政府。

    汪伪政府的党政人员主要有：

    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伪中央执行委员陈公傅、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梅思平。‘中央监’察委员丁默村、刘郁芬、叶蓬、李圣五、曾醒。

    伪行政院长汪精卫兼代“国民政府”主席、伪立法院长陈公博、伪监察院长梁鸿志、伪司法院长温宗尧、伪考试院长王揖唐。

    伪行政院所属部、会主管人员为：

    伪外交部长兼伪行政院副院长褚民谊、伪内政部长陈群、伪财政部长周佛海、伪警政部长周佛海兼任、伪军政部长鲍文樾、伪海军部长任援道、伪教育部长赵正平、伪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伪工商部长梅思平、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伪社会部长丁默村、伪铁道部长傅式悦、伪交通部长诸青莱、伪农矿部长赵毓松、伪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济成、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罗君强、伪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岑德广、伪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杨寿楣、伪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

    在汪精卫的这个汉奸班底里，尽是乌合之众，有的是反共老手，有的是无耻政客，有的是民族败类。一时间，沦陷区内死灰复燃，群魔狂舞，这一帮败类，竞相投靠到日本人的怀抱里，乞求主子的一些残羹冷汁。

    1940年3月30日，酝酿、孕育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汪伪政府正式挂牌“营业”了。

    这一天，汪记“国民政府”，正式建“都”南京。

    一大早，军警和特务们就强迫南京市民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跟以前明显不同的是，现在的旗子上面新加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

    所有汪记政府的首脑人物，都衣冠楚楚地分乘才购置的崭新汽车，一路呼啸着驰向新的“国民政府”。

    礼堂里早已挤满了人，没有一个人脸上有喜悦的神情，会场一片沉静。

    满脸疲惫、身心惟悴的汪精卫，步履沉重地走上主席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声中，汪精卫的脸上用力挤出一点微笑。然后，清一清嗓子，开始发表就职演讲。

    演讲的大意是：

    一、大亚洲主义是我们的最后主张；

    二、历史上绝对没有百年不和的战争；

    三、收拾山河，拯救苍生。

    当汪精卫粉墨登场的时候，一点外交上所必须具备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也没有，周佛海曾经多次希望日方能派出常驻大使，但日本政府不予理睬。

    但是，为汪精卫喝倒彩的倒有两件事。

    3月3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了一百多人的通缉名单，从汪精卫开始，汪记政权的院部会长、副院长以及所有次长在内，一网无遗。

    这一天，日本军人在南京城里，到处把青天白日旗当作攻击目标，甚至还殴打那些悬旗的居户，在鼓楼与新街口等地，到处挤满了气势汹汹的日本兵。

    因为日本军人自认为三年来作战伤亡累累，目的就是要把青天白日旗给打倒，而现在，在他们侵华的大本营南京，一夜之间。出现了这么多的青天白日旗，他们的心里实在是无法平衡。

    南京市民也不愿意在国旗上多出来这么一条不伦不类的黄条子，于是，便自动把黄条子给剪了。这么一来，日本士兵找到了借口，趁机制造事端。汪伪的军警同日本军部方面会同极力弹压群众的反抗情绪，这一天才算平安过去。

    汪伪的这一系列活动，都被上海法租界里的一个人密切注视着，这个人就是当时上海滩最走红的大亨张啸林。

    张啸林虽然与土肥原、永野修身建立了密切联系，为日本人忙得不亦乐乎，可是除了多卖几箱烟土。多抽几个赌头，在生意上赚了一笔，政治上什么也没捞着，眼见徒弟辈的卢英都混入汪伪的党内，搞个不小的官当当，他的心按捺不住了，决定攀结汪精卫，投靠“明主”。

    暗杀行动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