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法，即严格遵守法令。国家既然制定了赏罚出于农战的法令，就要严格执行。但事实是，君主常常用混乱的方法治理国家，任用所谓的贤者，而贤者的名声由舆论而来。这样，势必形成赏罚重奸巧不重战功的局面，使社会流弊横生。所以，治理国家任用人才还要强调法治，赏罚出于战功，使伪诈无处施展。抓住民众趋利避害的本能，制定相应的赏罚措施，规定民众的好处只能从耕作获得，民众要避免刑罚只能参加征战。用严格的法令驱使民众致力于耕战，就会国富民强，成就王业。
译文如下：
现在的国君没有不用乱国的方法去治国，所以他们管的少国家就小乱，管的多国家就大乱。国君没有谁能够世世代代统治人民，而世界上没有不乱的国家。什么叫做用乱国的方法去治国呢？例如任用贤能之人，就是现在国君们采用的统治方法，然而这正是用乱国的方法去治国。人们所说的“贤”，是良善、正直。但良善正直的名声出于他们的党羽。国君听他的言论，认为他贤能；询问他的党羽，都称赞他贤能。因而对其人不待立功，就给予赏赐；对他们所反对的人不待有罪，就加以刑罚。这种情况，正是使贪官污吏有了可乘之机完成阴险的行为；使小人有可乘之机施展他们的巧诈。一开始就给了官吏和人民欺诈的根本，而希望他们长出端正和朴实的枝叶，即使是大禹也不能以此统领十人的小团队，而平庸的国君怎能以此统治一国的臣民？那些结成党羽的人，不待国君发令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国君任用这样一个人，臣民就背叛国君而倾向私交。臣民背叛国君而倾向私交，君主就弱而大臣就强。国君不认识到这一点，不是受诸侯的侵犯，就要被百姓所推翻。那些人谈说的影响，使愚昧和智慧的人都效仿，人们向谈说的人学习，因而人们都放弃做实事而去发表空洞的言论。人们都放弃做实事而去发表空洞的言论，因而国家也就实力少而流言蜚语多。国君认识不到这一点，用这样的臣民去征战，必定损兵折将；用这样的臣民去防守，必定丢弃城邑。
因此，现在如果有明主忠臣出现，想要统治他们的国家，不能片刻忘掉法度。战胜党羽和奸巧，取消虚妄之言，依照法度政治就清明了。使官吏除了法度之外没有倚仗的东西，那么即使奸巧也做不了坏事。使百姓除了战争没有施展他们能力的地方，那么即使奸诈也不能做出坏事。用法度来统治，用规定来用人。赞誉不会给人带来什么好处，诋毁不会给人带来什么损害。百姓见相互称誉没有什么好处，就会形成相爱但不徇私的风气；见诋毁没有给他人带来什么损害，就会形成相互监督但不去损害他人的风气。喜爱某人，而不对其偏私；憎恶某人，而不去贬损他。喜爱和憎恶都有正当的表现，这是统治的至高境界。所以我说：运用法度国家就政治清明。
有千辆兵车用来守卫的国家，可以自保；有万辆兵车用来征战的国家，江山稳固。即使桀为君主，也不肯说半句软话向敌人示弱。对外不能征战，对内不能防守，即使尧为君主，也不能不向不如自己的国家讲和臣服。由此可见，国家受到重视、国君受到尊重的原因，就在于自己的力量。提高国家和君主地位的根本是力量，而国君没有全力追求，是因为什么呢？使百姓感到劳苦的事无非是耕田，危险的事无非是战争。这两件事，孝子为了他的父亲、忠臣为了他的国君，都难以做到。现在想驱使百姓，交给他们孝子忠臣都难以做到的事，我以为，除非以刑罚来胁迫他们，以奖赏来驱使他们不可。但现在，世上的君主，没有不放弃法度而任用巧言与智慧的，把功劳和力量置于后面而把仁义摆在前面。百姓因此不致力于耕战。他的民众不把力量集中在耕田上，国内的粮食就缺乏了；不把节义放在战争中，对外兵力就弱了。在内粮食缺乏，对外兵力薄弱，即使有国土万里、带甲将士百万，国家同独自站在平原上的人一样。古代帝王能让他的臣民面对刀剑，迎着箭弩。他的百姓之所以愿意这样做，不是他们爱好这样，而是为了免于刑罚。所以我们教令：百姓想追求利益，不耕田就得不到；想避免刑罚，不去作战就不能免除。国内的人民没有不先致力于耕战，然后才得到他们的安乐的。所以田地少而粮食多，人民少而兵力强。能在国内做到这两点，那么成就霸业的道路就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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