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的户主是一个中年寡妇,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文革时儿子正在读高小的年龄,女儿刚好是幼儿园的年龄。不知什么原因,两个孩子都随她姓。
在十年浩劫的岁月中,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度日之难是可想而知的。为了生活,她四处奔波。后来托隔壁邻居介绍,总算找到个糊裱纸板的活。
糊纸板是一个不太复杂的工作,先将书、报拆开用水发湿,然后在一块平整的木板上逐层裱糊,订货方要求糊几层,裱多大,都要按规定做好,再挂到小巷中晾干;晾干之后还要压平,然后才可以交货。纸板是制作纸盒纸箱的初级产品,制作起来实行计件工资制,真正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活计虽简单,却很烦人,拆书最慢,难出活。另外还很累人,尤其是搅浆糊,相当耗力费神,且报酬极低。
说也奇怪,打从她们家开始糊纸板后,我们这个小院和这条小巷就逐渐成为糊纸板的专业户集中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糊纸板一条街”。
糊纸板的原料在那个时代是再丰富不过了。“破四旧”将各种各样的书报杂志横扫殆尽,凡不是大字报、批判稿之类的纸制品一概在没收和扫荡之列,名著和典藏更是“封、资、修”的东西,全部要送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也就是我们这种小院子和小巷里来,古今中外,概莫能免。
我与陈寡妇的儿子小毅恰好同龄,两人刚好也因为文革的到来而辍学,终日无所事事。因为两家的情况不同,命运决定了只有我可以游手好闲,而小毅则必须和他母亲一道,为养活全家而劳碌。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看到了许多别人无法看到的书。一开始时我向小毅借,他不假思索就借给我,非常爽快。但是后来他聪明起来,借一本书的代价是至少要帮他搅一盆浆糊。搅浆糊应该算是这世界上最最枯燥的事了,为了保证纸板的质量,就要求浆糊必须搅得非常均细,不能有颗粒。有颗粒意味着纸板不平整,不平整的纸板质量不合格,纸板就只能退回。为了消灭这些可恶的颗粒,我不知吃了多少苦头。天天搅来搅去,手劲倒是提高不少,但我并不为此高兴。唯一值得怀念的,是小毅的“浆糊评书”。小毅搅浆糊时经常会将他听来或看来的评书故事讲给大家听,什么“封神榜”、 “水浒传”、“说岳全传”、“哪吒闹海”、“聊斋”、“柳毅传书”……等等。这些故事我全是先听后看,縁于他的故事讲得非常传神,不仅小孩爱听,连大人也会受到吸引。经常是一群人围着两个半大小孩,这两人一个边搅边讲,一个边搅边听。在一旁的陈寡妇滿脸自得地边糊纸板边听儿子讲故事,并与其他听众一起如痴如醉。
记得当年为了多看书,我是费尽心机。为了逃避搅浆糊,我不惜将家里的很多好东西拿给小毅玩弄。他最迷我们家的一把二胡,我便用二胡换书看,只要二胡在他们家,我就不用“先搅后借”。只可惜那些书,无论多么珍贵,最终的下场都是被拆成一张张的纸片,再变成一块块的纸板。无论我多么喜欢哪一本书,也无法将其留下以图保存。因为小毅受过他母亲的严格培训,借出的书他都记得要回去。现在每次看到家中的书柜,我都会想起当年的那些书,如果多少留下一点,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由于他们一家都是农村来的,没有城市户口,相当于现在的盲流。城里一旦清理“黑人黑户”,他们就被撵得鸡飞狗跳。查户口的人对他们的态度,绝对不亚于斗争“黑五类”和“走资派”,折腾完了还要遣送回原籍。每次被遣走,不用多久他们又悄悄潜回小院。
与我们相对安稳的日子相比,小毅非常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家,他发誓今生一定要当上工人,因为那个年代只有工人阶级是最吃香的,领导阶级嘛,安全感相对强一些。
文革后期恢复上学,大搞“复课闹革命”,批判“读书无用论”,小毅必须回原来就读的学校念书,他们一家才下定决心不再返回小院,义务反顾地回到原籍安顿下来。两年之后我接到小毅一封信,他在本县的一家钢铁厂当了工人,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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