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杨九诠：对日本所捐防疫物资古诗文赠言的课程学考察（下）

战疫中的课程思考 12｜杨九诠：对日本所捐防疫物资古诗文赠言的课程学考察（下）

文/杨九诠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研究员

如何使古诗文学习“有用”，这是课程学需要回应的问题。我认为，古诗文的课程目标在乎价值与审美，其中，审美是核心。如此，古诗文仍然保留它“无用”的特质，但这一“无用”，堪为“大用”。

新冠肆虐，神州大地遭逢大罹；一衣带水，东瀛各界慷慨捐助。中国政府已多次感铭致谢，以彰其谊。日方赠物所附中国古代诗文，也传誉于网络，成为一时佳话。国人纷纷以此衡量出我们只会喊“加油”“不哭”之俗白，既是有理，但亦不必夸称过甚。当然，这些名言隽语，确实使捐赠善举平添了暖心怡情的雅意，给人别样的慰藉和感悟。由此，我们可以也应该从课程学角度来思考古诗文教学与学习问题。

上编已简略介绍了中日教材中中国古诗文的选编情况。教材中的古诗文，仅仅是课程内容。进一步说，教材中的古诗文，仅仅是课程内容的一部分。学什么重要，怎么学更重要。怎么学，参与建构和定义课程内容。简言之，设若只是一味死记，那么作为课程的古诗文内容之蕴意、功能、价值将损失太半。古诗文作为课程的独特性，给怎么学（包括怎么教）带来了一系列的压力和挑战。

首先是应试教育的压力。现行素质教育仍然是在应试教育的总体压力下开展的。如果说白话文是“母语”的话，文言文则是“祖母语”。这多少给古诗文“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提供了合法性辩护。背诵、默写、填空、注释、翻译，是学习古诗文的基本方法。如此习得的古诗文，只能是怀特海所言的“惰性知识”。作为“惰性知识”，总是受着遗忘率的不断挑战，很少能够身体化、情境化，从而内化为学生的知情意，参与学生的高阶思维，成为学生的核心素养。应试教育，一方面，极端功利；另一方面，又极端无功用。无功用的功利主义，这就是应试教育的二律背反诅咒。“书到用时方恨少”。就语文教材中高比例的古诗文而言，“书”倒是没有少，一到“用时”方见少矣。

其次是“无用”的挑战。“书到用时方恨少”。就古诗文之习得，我倒是想“用”，然，何以？如何？古诗文作为“祖母语”，于今远矣。无论是学生“从经验中学习”古诗文，还是古诗文参与学生的经验组织，都因此带来了巨大的障碍。知识概念与经验概念，在这里形成了天然的沟壑。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赋诗以言，是春秋时期的社会风尚。但在今天，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都很难说存有古诗文的语境。除了应对考试，以及当做写作文的“优美词语”，古诗文的“用武之地”似乎真的不大。胡适在《慈幼的问题》一文中说道：“他们的文字都是死人的文字，字字句句都要翻译才能懂，有时候翻译出来还不能懂。例如《三字经》上的‘苟不教’，我们小孩子念起来只当是‘狗不叫’，先生却说‘倘使不教训’。”如何跨越“苟不教”与“狗不叫”的符号系统与经验系统之间的鸿沟，确实是古诗文学习的课程学难题。

如何使古诗文学习“有用”，这是课程学需要回应的问题。我认为，古诗文的课程目标在乎价值与审美，其中，审美是核心。如此，古诗文仍然保留它“无用”的特质，但这一“无用”，堪为“大用”。

先说价值。东瀛对中国古诗文，并非仅仅看待为“外国古典文学”。中国古诗文，乃是日本古代文化的重要的有机构成。学习中国古诗文，对日本学生来说，也是对他们自己古代文明的礼敬与认同。揆乎此理，对我国中小学生来说，自当更进一步、更上一层。古诗文学习，是学生传统继承与文化认同的重要也是必要的途径。古诗文学习的价值实现，需要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的工具理性，对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的挤压与褫夺。二是要防止陷入“旧的人文主义视野”，以培养“新人”和培养“全人”为出发点，使古诗文学习如杜威所期待的，“为解放人类理智和同情感做出了贡献”。否则，就会如杜威所警示的，“甚至连教育性都谈不上”。

再说审美。价值的导引，如果以灌输为主，则可能“外铄内郁,壅我鼻观”，从而对学生造成新的压迫，也违背了价值导引的原本的价值期待。价值导引，须外置与内生交互而行，最终走向内生。而内生需要经验、情境为条件。审美，能够以其超越性，将古诗文从历史时空中解放出来，走近学生，走进学生，入驻心田，春暖花开。唯其是“美”，这才恢复了古诗文的本体与本性。唯其是“审美”，这才创生了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审美实践场域。课程学视域，古诗文远不止是对象物，因为美是主体与客体的交融；古诗文远不止是工具，因为美是自由的象征。黑格尔说，美是杂多的统一。这个“杂多的统一”，我们可以用李泽厚先生的话来概括，这就是 “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以美立命”——正是在学生古诗文学习的审美活动中，认知系统（真）、价值系统（善）打开了，最终“以美立命”，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