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时评：流行病通常会使人残酷冷血，此次战“疫”能否治愈道德旧疾

1918年，美国死于西班牙流感的人数大约有67.5万，而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约是5.3万人，可是这次流感似乎没留下任何有意识的文化印记。

观察者网原文标题为《这场战“疫”能打败新型病毒，能否治愈道德旧疾》，全文如下：

本文来自专栏作者戴维•布鲁克斯。有些灾难，比如飓风和地震，可以让人们团结。但如果由历史来判断，流行病通常会导致分裂。在这些危机中，人际疏离是一种“美德”，恐惧则压倒了人类情感的正常纽带。

薄伽丘在《十日谈》描述了1348年瘟疫席卷佛罗伦萨时“人与人之间是如何敬而远之，很少看到邻居之间表露对他人的感情，亲人之间是何等冷漠，互相避而不见……更重要的也是最难以置信的是，父母抛下自己的孩子,既不不照料也不看管，让他们自生自灭。”

丹尼尔•笛福在一本关于1665年伦敦大瘟疫的书《瘟疫年纪事》中写道：“当时每个人都面临迫切的生死问题，没人有余力去同情他人的不幸……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胁，夺走了所有爱的纽带，也带走了人们对彼此的关心。”

这种时刻，恐惧感驱使着人们，羞耻感同样如此。为了延缓疾病的传播，人们不得不采取残酷冷血的行动。每当一场大流行病来临时，人们被迫做出一些决定，就和今天意大利医生们被迫做出的决定一样——对部分正在遭受病痛的人停止治疗，让他们听天由命。

在17世纪的威尼斯，医务工作者对全城进行了搜查，确认瘟疫患者身份后，把他们送往隔离的“医院”，三分之二的人在那里死去。在那几百年里，许多市政府把市民关在家里，封锁他们的房屋，禁止运送任何物资或医疗服务。

著有《流行病与社会》一书的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弗兰克•斯诺登认为，流行病为社会提供了一面镜子，迫使我们直面一些基本问题：即将到来的死亡试图告诉我们什么? 在这一切发生之时，上帝在哪里？我们对彼此的责任是什么?

大流行让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油然而生，人们开始意识到无力掌控自己的生命。著名剧作家契诃夫是19世纪末在俄罗斯流行的结核病受害者之一。斯诺登指出，契诃夫在养病期间写的剧本都是关于那些困顿的人，面对处于自我掌控之外的事物，无力还击，也无以抉择。

流行病对穷人的打击最为严重，同时加剧了阶级分化。1884年，那不勒斯爆发了霍乱，尤其是在穷人居住的下城区肆虐。一时间谣言四起，说市政府官员故意传播这种疾病。当那些专横的医务工作者涌入下城区时，当地民众群起反抗，向他们砸家具，把他们丢下楼梯。

但市里面认为，这种疾病是由那些食用了未熟或过熟水果的人传染的。农民予以回应的方式是，把一篮又一篮的水果带到市政厅，然后当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这是对那些在流行病面前百无一用的精英的挑衅。

1918年席卷美国的西班牙流感也引发了类似的反应。《大流感》一书的作者约翰•巴里写道：随着疫情恶化，一个接着一个城市的医护人员恳求志愿者照顾病人。但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在费城，紧急援助负责人向社会求援，请求人们帮着照顾生病的儿童，但没人响应。后来，负责人用无不轻蔑的口吻说：“成百上千的女性曾梦想着自己能扮演仁慈天使的角色，如今似乎没什么能让她们振作。有的家庭全部被感染，孩子们因为没人给他们食物正饿得饥肠辘辘。面对如此之高的病死率，她们却始终退缩不前。”

这解释了1918年流感大流行时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流感结束后，人们对此避而不谈，也很少看到和这位场瘟疫相关的书籍和剧作。在美国，死于这场流感的人数大约有67.5万，而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约是5.3万人，可是这次流感似乎没留下任何有意识的文化印记。

也许是因为人们反感于自己变成现在的样子。这是一段令人羞耻的记忆，所以要压抑。多萝西•安•佩蒂特在她1976年的论文《残酷的风》中指出，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导致了后来精神上的麻木。经历这场流行病之后，人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疲惫不堪。这场流感对民族精神产生了令人清醒又让人幻灭的影响。

在这个令人悲伤的长篇故事之中有一群例外，他们是医护人员。每一次大流行中，总有一些医生和护士心怀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情心，英雄般地挺身而出。今天我们同样看到这样的场景。

近日，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幕僚迈克•贝克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华盛顿州柯克兰长青医院的报道，工作人员表现出了有效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在几个世纪以来每一场流行病中都有所展现。文中，一位医院负责人说：“我们没有遇到员工不愿上岗的问题。相反，我们接到员工们的电话说：‘如果你们需要我，我随时待命’。”

也许这一次我们能以他们为榜样。在抗击身体疾病的同时，如果能治疗道德痼疾，也是个不错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