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N号房”事件背后，“厌女症”群体在狂欢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丨柳牧宗 王糈

疫情重灾区的韩国，又爆出令人发指的“N号房事件”。

3月22日，一位网名为“博士”男子被韩国警方拘捕，揭开了“N号房事件”背后的黑暗。

据韩国警方报道，从2018年开始，一些嫌犯通过社交平台软件建立多个秘密聊天房间，将被威胁的女性（包括未成年人）作为性奴役的对象，并在房间内共享非法拍摄的性视频和照片的案件，并收取费用。

截止2020年3月22日，受害者达到74人，包括16名未成年女孩，最小的才11岁。

除了手段残忍之外，“N号房”会员人数之多更让人震惊，据韩国警方称“N号房”的会员约有26万人。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N号房”是由网名为“GodGod”的网友在2019年创建，随后名为“WatchMan”接手一段时间。这些聊天室都是以数字编号命名，因此被统称为“N号房”。

“N号房”是实行收费制。据新京报报道，聊天室价格会根据内容等级来设定，最高入场费约为150万韩元（约8400元），通过加密货币进行交易。

2019年9月，赵主彬（音译）成为“N号房”新的运营者，他的昵称为“博士”，“博士房”也是他运营的房间称号。

“博士房”更为残忍，反人类。据韩国媒体报道，“博士”会要求受害者用刀子在身上刻下“奴隶”等字样，从而证明是自己的“作品”。此外还有未成年的艺人也成为他迫害的对象。

据韩国警方披露，赵主彬的作案手法主要是先引诱后威胁最后实现非法交易。他多以发布兼职零工的名义，高薪引诱受害者，在获取受害者信息后便开始一步步威胁，强迫对方拍摄性剥削视频，并在“博士房”里售卖。

赵主彬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如今这个恶魔也终于落入法网。3月22日，警方拘捕了赵主彬。

由于请愿人数众多，3月25日赵主彬被公开示众，成为韩国首个因性犯罪被公开示众的犯罪人员。面对记者提问，赵主彬表示：“向所有被我伤害的人表示衷心道歉，感谢让我停下无法自拔的恶魔人生。”

据了解，赵主彬2014年考入大学进修信息通信专业，在校时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还多次获得奖学金。

“N号房”事件引发了韩国舆论的震怒。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在3月23日就“N号房”事件表示，此案是践踏受害者的犯罪行为，指示警方彻查案件让所有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

目前韩国警方已抓捕三位“N号房”的运营者，另外两名“WatchMan”(全某，38岁）和“Kelly”(申某，32岁)都已经被判刑，而“N号房”的创始人“GodGod”至今未知。

而在这一事件中，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型犯罪，也令世人警醒。

据了解，赵主彬利用了Telegram软件的加密性，召集大量非法会员，并对每名会员收取价值25万至150万韩元不等的比特币作为会员费用。

公开资料显示，Telegram在全球具有较高知名度，聊天记录不支持服务器保留，支持设定聊天记录定时销毁，支持一键删除账号，删除账户之后，所有资料也都一并销毁。

基于这样的隐私性，“N号房”得以在群体之间肆无忌惮地传播。值得注意的是，在事件爆光之后，韩国警方向Telegram方面发送了删除非法视频的请求，以及获取相关非法视频上传者的个人信息的请求，但对方删除了非法视频后就再无回复。

如何有效杜绝利用新技术犯罪，也正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研究话题。

如一些媒体所指出的，“N号房事件”再次凸显韩国男性群体之间存在已久的“厌女症”情节。

厌女症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对女性化、女性倾向以及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和意义的厌恶。

根据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一项调查，51.3%的20-29岁韩国男性“积极反对女权主义”，仅有4.1%表示积极支持，足以看出“厌女症”思想在韩国已深入骨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经济腾飞，许多男性拥有稳定且优渥的工作，一个人就能负担起整个家庭，大男子主义盛行。在东亚儒家文化影响下，韩国女性一直保持着贤惠淑良的东方女性形象，在家里扮演着相夫教子的角色，彼时韩国社会男女关系还处于较为“和谐”的状态。

然而，随着九十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经济环境不景气，很多男性丢掉了饭碗，一人养家的模式逐步瓦解，男性的“家长地位”受到挑战，家庭也随时处在崩解的边缘。另一方面，随着更多女性参与经济生活，男性不得不与之争抢饭碗，韩国社会男女之间微妙的平衡被打破，异性关系由此走向撕裂状态。

由于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固化，多数女性在职场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譬如被排斥、被无故解雇等，一些女性开始呼吁政府和社会反对性别歧视，女权主义苗头渐盛。

2001年，韩国宪法撤销了自1961年起实施的对退役男性在公务员考试、企业面试等考试中给予5%加分的规定，加剧了男性的就业压力，部分男性便将不满情绪撒向呼吁取消加分制度的女权主义者，“厌女症”就此埋下。

此后，在一系列政策层面，韩国的相关资源开始向女性倾斜，譬如生理期休假制度、废除户主制度等，更加深了男性对女性的“仇视”。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韩国性骚扰事件频发，郑多彬、张紫妍等女明星因相关事件相继自杀，震荡着整个韩国社会。明星尚且如此，普通女性群体的生存环境之恶劣可见一斑。

韩国畅销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描绘了韩国女性在生活中遭遇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引发韩国女性群体强烈共鸣。在此后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中，男性与女性对这部电影的解读趋于两极化，有男网友留言称这是“一场被害妄想症的狂欢”，而饰演金智英的郑裕美遭到了疯狂围攻。

诸如此类言论或事件，都将韩国男女双方的关系推向深渊，“厌女症”就像文化一样，已经深深根植于韩国民众的身体之中。在他们眼中，女性只不过是物化的对象，遭受羞辱、性骚扰甚至是强奸，只要不是自己的亲人，都可以做冷漠的旁观者，甚至是暴力的参与者。

至今，韩国仍在男权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剧烈撕扯，女性群体如何才能免受诸多毫无根据的伤害，与男性站到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对话”，相信也不止是韩国社会所应深思及化解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