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装梦

              作者：牛耕   朗诵：黄小琦

     小时候，虽然每个人的梦想天马行空，千奇百怪，但是我们总能记住那个年代里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对于男孩子而言，我们都曾经拥有过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梦，希望自己长大以后，能够穿上英姿飒爽的绿军装，手握钢枪，冲锋陷阵，保家卫国。

    为了看露天电影《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闪闪的红星》，我们背着土布书包、跨着军用水壶，带着胡同里的狗，不辞劳苦去邻村，经常是同一部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几次被突如其来的雨水淋湿，依然沉浸在电影演绎的抗战故事里，总是感觉看不过瘾，意犹未尽。

    模仿，是孩子们的强项。大家在村口的水坑边折来细软的柳条，比划着脑袋的大小，笨手笨脚地编出一顶顶柳条帽；废弃的棉花秆在我们手里，三下五除二就能改造成用来“打仗”的玩具枪。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利用棉花秆的弯度和枝叉改造成一挺“歪把子机关枪”。

    大家兴致勃勃地戴着草帽，有模有样地端着棉花秆，自由组合分成两派，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一般穿梭在家门口的胡同里，匍匐在水坑边的高台上，用胶泥自制出一枚枚“手榴弹”，嘴里“突突”着，有守有攻，冲锋陷阵玩“打仗”。

    “娘娘腔”喜欢故意打着滚，把场地弄得尘土飞扬；大头是个戏精，擅长表演“中弹身亡”，每次“临死”之前，都不忘“上缴党费”；二楞的长鼻涕不小心流下来，就趁人不注意，顺手用自己的袖子一抹，袖口就像理发店墙壁上挂着的那条磨剃刀的布条，黝黑发亮……

    我们还会用废旧的木板刻玩具手枪、步枪。玩打仗游戏的时候，大家都称对方是“小鬼子”，谁也不肯轻易认输。等到“战斗”结束，大家才像红军会师一般聚在一起，相互拍打着衣裳上的尘土，睫毛上、鼻孔里粘的都是土，一个个都成了土孩子。

    那个年代，军装稀罕而且有着深刻的含义，哪怕是一件从复员军人手里得到的旧军装，也能让大家羡慕不已。对于小伙伴们而言，如果谁弄到一身类似军装的绿衣服，腰里扎上一根“武装带”，那绝对是众多小伙伴中最靓的仔。

    相声演员冯巩曾经在《童年真好》中提到自己不是军人家庭的孩子，得不到真军装。有一年春节，他的母亲撕下家里的被里，煮了一大锅水，再放入绿色的颜料，请姑姑做了一身绿军装，用冯巩的话讲：“当年，真是神气极了。”

    军装不好弄，找来一顶绿军帽，也能满足我们的渴望。

    那个时候，大家对“绿帽子”没有任何贬义。据说在全国各地都有“抢军帽”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些小痞子骑着自行车从后面顺势摘了帽子就跑，尤其是去电影院的时候，经常有人的军帽被抢，气得丢失帽子的人心疼不已、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

    尽管如此，为了装“酷”，帽子还是要戴的，哪怕需要承担相当的危险系数。倘若帽子上再别上一枚红色的五角星，那就再好不过了。

    当年，我那顶军帽上的五角星可是真材实料，是父亲从新疆汽车兵团复员转业后带回来的。家里还有一对绒布红领章，领章后面还盖着部队番号、姓名、血型的红色印章。

    父亲经不起我的软磨硬泡，终于舍得把那枚红色的五角星送给我，还一再叮嘱，不许把五角星帽徽弄丢了，也不许挂花了。我把五角星端端正正地别在军帽上，对着大衣柜上的穿衣镜左顾右盼，即使旁边没人，也能乐得喜笑颜开、心花怒放。

    戴军帽的方式很讲究，绝对不是简单地往头上那么一扣。为了让军帽有型，我们不仅要把帽子上面的接缝尽量撑起来，还要像部队里叠豆腐块被子一样，用小手仔细地捏半天。

    很快，我们就发明了一种让军帽更“支楞”的方法。

    动手能力极强的我们脑洞大开，用废报纸叠出一个个纸方块，然后把小方块串起来，比着脑袋和军帽的大小，把纸方块做成一个圆圈，调整好大小后，就把特制的纸圈套在军帽里面。于是，有了支撑的军帽就更加有型了。

    如果说注重仪表，很多男孩子真的是从军帽、军装开始的。

    在我十四岁生日那一年，父亲骑着家里的那辆“永久”自行车带着我，在县城的百货大楼里花了二十五块钱，给我买了一身绿军装。

    当天晚上，失眠。

    我忍不住爬了起来，偷偷地在摇摆不定的煤油灯下，学着母亲的样子穿针引线。衣服面料有点厚，我的手指头不小心被针扎破，赶紧伸进嘴里吸了两口，继续不吭不响地缝衣服，终于把父亲那对视若珍宝的红领章缝在了绿军装的衣领上。

    等我兴奋不已地穿好军装，光着脚站在镜子前面“孤芳自赏”了半天，才肯脱下衣服，认认真真地叠整齐，小心翼翼地放在枕头边，还把那顶军帽郑重其事地放在衣服上面。

    那天夜里，我在睡梦里看见自己，成了一名巡逻边疆的军人，身着威武的军装、钢盔上的帽徽闪闪发亮，端着沉甸甸的钢枪，还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