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文化密码（十九）

上一集我们谈了北路梆子的产生与发展，这一集我们重点聊聊京戏，也就是现在称为“国剧”的京剧。

现在很多人以为京剧起自于清代乾隆五十五年的“四大徽班”进京。这个说法至少是不准确，清乾隆五十五年的八月确实有来自江苏扬州唱徽调的戏班子进京参加过北京城举办的戏曲汇演，但只有一个叫“三庆班”的徽调戏班子而没有什么“四大徽班”。所谓的四大徽班，像四喜班，春台班、启秀班、霓翠班、长春班、和春班其实都是几年以后陆陆续续进入北京城的。乾隆五十五年是乾隆皇帝八十大寿，全国各地的官员都相继组织戏班子到北京给乾隆皇帝庆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举行了一次全国戏曲汇演，一个叫三庆戏班的徽调戏班子代表徽调剧种也参加了这次全国戏曲汇演，仅此而已。所以四大徽班进京只是个根本不存在的民间传说。

之前的北京的老百姓不看戏吗？当然看戏。之前我们谈到元杂剧时说到过，北京人看戏的传统从元代就养成了。我们前面说到过，戏剧是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还要有多余的金钱以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产物。哪里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还要有精神上的需求？这样的人哪最多？当然是北京最多。只不过到了清代，北京人最爱看的京腔——京腔是江西的弋阳腔和北京当地话的一种结合。弋阳腔记得我们前面谈到过，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我们这里需要多说的是北京话是什么。北京话也是语言的一种结合，这包括明代时北京的“官话”、北京当地自元代就开始形成的俚语和清代满族语、甚至蒙古语，这些语言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不论是官场还是民间，人人都听得懂说的了的北京话。弋阳腔就是和北京话和北京街头巷尾流行的一些小曲曲调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康熙年间流行于北京的一个戏曲剧种——京腔。我们今天说北京人“一张口就带着一股子京腔”，这个“京腔”就是从这个戏曲剧种来的。

京腔唱念道白说的是北京话，本地话嘛，北京的老百姓听得懂也感到亲切。而且不仅北京土生土长的老百姓爱看，不仅土生土长的老百姓爱看，那时的皇亲国戚也爱看，皇宫里有个专门的戏剧管理机构：升平署。“升平”就是“歌舞升平”的“升平“，升平署就是专门组织戏班子专门为皇家演戏的机构。当时升平署养的演员就是专门唱京腔的。那个时候皇子皇孙、王爷贝勒几乎个个都是京腔的粉丝。此外从全国各地进京赶考的读书人也看，而且还是必须要看。为什么？因为要学习语言。来自全国各地的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而不是语言学，由于中国幅员广阔且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因此读书人读的是古文平日说的则是地方的方言土语。听不懂北京话更说不了北京话对于这些读书人来讲就成了语言上的障碍。你想呀，要想获得状元及第你就必须接受皇帝的面试，皇帝不是语言专家，听不懂各地的方言土语，皇帝的问话你听不明白，你的回答皇帝又听不懂，你还能面试成功吗？所以你就必须学会北京话。可那个时代没有新东方这样的语言学校，你上哪学去？一方面是读书人住在各地在北京开的会馆里，开会馆的大多是在北京住的年头长了的老乡，他们会教这些老乡一些北京话，加上读书人之间相互磋商相互对话，搞的各个地方在北京的会馆跟英语角似的，另一方面就是观摩京腔了。因为比起老乡来，京腔更具有字正腔圆的特点。所以，到乾隆年间，北京的老百姓爱看京腔，四面八方聚集到北京赶考的举子必须看京腔，因此京腔在当年的北京城里特别的火爆。京腔是个在京城极为流行的剧种，所以在清代光绪朝之前俗称京戏。只不过，后来慈禧太后特别喜欢徽调戏，她老人家还经常给徽调戏改唱词，对徽调戏进行改造升级，并索性将这种徽调戏改名为京戏，既然最高统治者这么叫了，其他人当然也得跟着叫，原来那个剧种也就不能再叫京戏了，于是改称为“京腔”。当然叫京腔也不能算错，历史上很多戏曲由于带着浓厚的本乡本土的声腔，因此也大多叫“腔”，譬如我们知道的秦腔、弋阳腔、昆山腔、海盐腔、青阳腔、罗罗腔，老徽调就都叫“腔”。因为它具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只有川剧不能叫腔，因为我们前面说过了，川剧是多个腔种在四川这个地方形成的，所以不能叫腔。

在北京舞台上除了体现北京特色的京腔，还活跃着自明代就延续下来的昆曲。到了清代，昆曲可以说是士大夫阶层的最爱，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爱。爱看爱听还不行，还爱唱爱创作，以至于为了写昆曲宁愿丢了官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长生殿》事件。《长生殿》的作者是时任康熙皇帝秘书的洪升。洪升的名字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熟悉，但大家应当熟悉《红楼梦》，有一种说法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就是洪升。有根据吗？还真有一些根据：洪升是明朝时的世家子弟，祖父曾是明朝时的高官，处于时代交替年代出生的洪升应当说对新旧交替，世态炎凉，“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着更深刻的体会。而他还是清帝国第一代大学士、后来还担任首席大学士黄机的孙女婿，因此他可以称得上是清代的官三代了。洪升的妻子黄次兰、也就是黄机的孙女也是清代著名的女词人，而且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著名女作曲家。而这对艺术家夫妻还是表兄妹。说到这些，朋友们是否能想到《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关系。那么如果《红楼梦》最初是洪升所写，为什么传到曹雪芹手中呢？洪升与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是好朋友，他的昆曲《长生殿》就是当时在南京任江宁织造的曹寅帮忙组织戏班子由此才第一次公开演出的。所以说洪升可能就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倒也不是空穴来风。而《长生殿》就是洪升写的昆曲作品。洪升太喜欢他的“人散曲终红楼静，半墙残月摇花影”的《长生殿》了，以至于身为皇帝秘书的洪升竟然不顾当时正在举行国丧而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的禁令，在自己家里邀了一群朋友观赏他的作品。这件事惹得康熙皇帝大怒，下旨将洪升逐出北京并永不叙用。写昆曲都写到了不在乎丢官的程度，可见爱到了何等的程度。当然写《长生殿》的洪升和另一个写《桃花扇》的孔尚任都还只能算是个例，但也可以看出清代的士大夫阶层对昆曲何等的着迷，以至于当年的达官显贵要是不看昆曲就像没文化似的。除了昆曲还有梆子，梆子腔我们在谈到蒲剧、川剧和北路梆子时都谈到过，而在梆子腔中当时是秦腔最为叫座，秦腔曲调高亢、语音生硬、语气硬朗结实，所以也最为下层民众所喜爱。下层民众，尤其是靠气力吃饭的男人平日里累得贼死，瞅个机会看场秦腔，台上吼台底下也吼，也就心里头畅快多了，也由此秦腔也叫吼秦腔。除了京腔、昆曲和吼秦腔，在乾隆年间柳子戏也赢得了北京观众的欢心。柳子戏是来自于山东，因此也称山东柳子——清代很多山东人沿着大运河到了北京，他们最初的营生大多与漕运有关，渐渐的在北京站住了脚跟也就开饭馆的、开绸布庄的干什么的都有了。我们在谈川剧时谈到过戏曲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之所以广受欢迎，在于它体现了一种乡音，对于山东人而已，柳子戏就体现了这种乡音，而柳子戏既有秦腔那种豪放粗犷的风格，又具有昆曲那种委婉细腻的特征，也由此博得了老北京戏迷们的喜爱。以至于在徽班进京之前，北京城已经形成了“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子”四大剧种。其实就是这四个剧种，哪一个在北京站住脚也都很不易，由此出现了所谓的“花雅之争”。什么是“花雅之争”呢？在当时士大夫阶层、就是那些高官显贵看来，只有昆曲才称得上高雅的正宗艺术，这里的“雅”指的是“正”，其他的都属于花里胡哨的左道旁门，也就是“花”。这个说法自然让喜欢听京腔的皇亲国戚、王爷贝勒很不高兴，于是出现了究竟谁优谁劣的争论，这就是花雅之争。以后秦腔梆子戏又卷入了这场恶斗，因为在士大夫看来，梆子戏也是左道旁门。当时正值一个叫魏长生的男旦进京演出秦腔，这个魏长生扮相甜美，且嗓音温润可人，很快赢得了王公显贵的喜爱，但士大夫阶层却认为魏长生表现的过于淫秽不堪，加上作为“花部”秦腔的魏长生的表演“尺度”按照当时的标准的确过大，使得也被列为“花部”的京腔在声誉上受到牵连，于是男旦魏长生被驱逐出了北京。

从魏长生的被驱逐，我们就能明白当时在京城的戏曲剧种竞争已经十分激烈，各大戏曲剧种在京城已经拼的难解难分。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原本以徽州方言为主、北京城的老百姓听都没听说过的一个叫“三庆班”的戏班子演唱一种听到没听说过的徽调戏能够超过四大剧种，还要在这场全国戏曲汇演中，超过来自全国各地来的其他剧种而走红京城吗？

这个叫“三庆班”演唱的徽调确实走红了。

但“三庆班”的这次走红从今天的角度看，是一场市场化运作的结果。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做企业的人们对市场化运作已不陌生：你生产了一种产品，如何推向市场呢？现在的市场营销策略是做广告宣传。先请一些名人、明星使用这个产品。什么防脱发洗发精华素呀，小霸王学习机呀、爱多VCD呀什么的，某某人宣称自己用了还好得不得了，那么只要你有闲钱，那你出于对这位明星的信任也罢，崇拜也罢，甚至于潜意识的以为明星不会骗人的心理，你就会去花钱购买。戏剧也是一种产品，只不过它是精神层面的产品，如果有人做广告，说这个产品确实不错，那你会不会动心呢？如果天底下最大的名人皇帝都说好，那你就会产生一种好奇心，就会下意识的去接触这个剧种。所以你要想让一个剧种在京城打响，那你就得先做这样一个广告，这与大家熟悉不熟悉这个剧种、这种曲调无关。倒是人们越不知道产生的效果反而更好。

“徽班进京”就是这样一个案例：

就在三庆班进京演出之前，另一个唱徽调的叫“庆生班”的戏班子专程进京安排在紫禁城里戏台上为乾隆皇帝和他的家人进行了七场专唱演出。这个“庆生班”的七天演出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表扬。消息传到皇宫外，引起了北京城老百姓的好奇。皇帝欣赏的徽调究竟是什么呢？自然当三庆班在戏台上公演时大家伙都想看看徽调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皇帝爱看这个不知名的徽调，以至于形成京城百姓看徽调的热闹场面。

能够策划出这样一个营销方案的必然是个高手，而且光有智慧还不成，你还得把徽调戏班子安排进皇宫里面，还得争取到能在皇宫里面连续演出七场。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究竟是谁呢？这个人叫曹文植，当年已经63岁，用今天的话说是个退休老干部了。他怎么做到的？他又干嘛要做这件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在下一集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