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是什么经济？
农耕自然经济
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在何处？
中国的农耕文明同时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四五千年前兴起于黄河中游地域的新石器文化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与此同时，屈家岭文化在长江中下游、河姆渡文化在钱塘江流域留下了辛勤耕耘、繁衍生息的时代痕迹。
夏商周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列国争雄，政治家们为了在激烈的对抗中取得生存，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几乎无不与促进农耕经济联系在一起。著名的例子有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商鞅的“耕战”政策。
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
为何后来重心南移？
起初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土层较适宜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和粟、稷等旱作物的生产，所以农业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也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中国的农耕区域，逐渐向土肥水美的长江流域扩展，而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更为中国农耕区域的向南拓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汉晋以降的数百年间，北方的边患日趋严重，中原人口大批向南迁徙，足迹遍布长江中下游区域及东南沿海各地，于是中国农耕区的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转移。
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迅速成为京都及边防粮食、布帛的主要供应地。
反应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事实的谚语有“苏杭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
唐以后历代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格局由“东南财税”“西北甲兵”构成。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长期处于何种关系？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虽然长期对垒，但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这两者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形式为中介，实行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
北方游牧民族富于流动性，善于吸取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
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有：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胡服骑射”的故事是说，赵武灵王为了富国强兵，在邯郸城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
汉唐时期开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
汉武帝统治时期，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
另一方面，游牧人从农耕人那里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术，促进其自身社会形态的变化。
农耕与游牧作为东亚大陆两种基本的经济类型，历经数千年的相互融合、互为补充，汇成气象恢弘的中华文化。
农耕自然经济体制下经济成分如何？
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中华文明，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延续性，但另一方面也影响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藕断丝连，含混不清。
从纵的方面讲，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
远古时代社村经济残余到宋元明清时期演变为乡族经济，由此而产生的乡族组织和宗法观念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夏商周以来的奴隶制经济残余亦长期并存于农耕经济之中，直至明代依然有富家大族役使小民的状况。
贵族分封制度虽然从秦汉以后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历代不绝。
从横的方面来考察，华夏民族的农耕经济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但这与西欧中世纪庄园制自然经济差异甚多，中国的农耕经济不仅仅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商品性农业和为市场而生产的手工产品更在农家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如明清之际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比较发达，棉花、桑蚕的生产，是农家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食租为特征的中国地主，在广置田产的同时，也对工商业生产有浓厚的兴趣。
中国农耕经济就是这样包容着工商业等多种经济成分，扩充了内部的活动空间，使自己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简单再生产能力，适应时代的变化，从而维系着中华农耕文明的长流不息。
中国古代海洋贸易是何种状态？
在中国内地广阔农耕区的东南面，有浩瀚的大海。然而，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内向型文化，缺乏开拓海洋事业的进取精神。虽然中华民族早就有了出色的航海能力，但由此而产生的海洋贸易，不是向外扩展的外向型经济，而是一种内敛型的经济，它是作为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的。
稳定的农业社会和较少变化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古代的帝王们陶醉于万物皆备。虽然唐宋时期中国与海外的经济联系渐次加强，东南沿海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但这时的海外贸易一方面是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夸示海外。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上层统治者对于海外奇珍异宝的需求，与广大民众的生活需求较少发生联系。这种朝贡式的贸易直至明代前期犹然。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东南沿海私人对外贸易有长足的进步，但政府对于私人海商集团的扼杀以及海外贸易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清代海洋商业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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