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首月对华外交评析：“萧规曹随”的开局（下）

东方网·东方智库资深研究员 刘鸣

目前，拜登政府在调整对华政策过程中，主要奉行顺序优先、势头把握和风险管理的三项策略，因而其近期的政策操作可能由以下考量所主导：

 1. 不考虑重开战略对话，因为美方认为战略对话是中国擅长的宏观性、劝合性的会谈，一旦进入这个机制，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主导权就会被削弱与软化。因此，拜登政府很可能会承袭特朗普时期的经贸谈判模式。

2. 对于中国领导人呼吁恢复各种工作性机制对话，拜登团队也暂不响应，其原因之一是时机不成熟。首先是新政府刚刚到位，各种事务千头万绪，贸然开始与中国进行对话，不利于拜登政府的政治地位。其次，涉华负面化的信息仍然在美国与西方媒体继续发酵，舆论不利于美国与中国进行以改善关系为目标的对话。其三，蓬佩奥等下野的强硬派政要也正在重整旗鼓，这批人紧拉住新政府对华政策这根“拴狗链”，不让他们松动强硬政策。其四，保持一定时间的冷却期，既是对国会强硬派、共和党的一种姿态；也是为了压低中国对拜登的期望值，以便于胁迫中国接受美国的游戏规则。

3.在推出新的中国战略与政策前先咨询盟友的意见，以增强其与中国谈判的“合法性”、代表性与筹码，同时也可通过这种尊重的方法而牵制盟友，使之在美实施对华战略过程中全力配合。当然，深层考虑是，面对中国的势强力壮，美国单打独斗的优势已经不明显。

 4. 梳理对华各种议题，按序推进。即根据美国受中国挑战的程度与民主党的外交理念及手法，对特朗普出台的对华政策进行评估，按照高度竞争性、中低度竞争性、价值观暨利益冲突性、有限合作性等四大类别来区别其高中低等级，以此制定处理的路径与时间节点。

资料图片：华为公司展台。（新华社）

5.在高科技领域，“有选择的针对性脱钩”将是基本的战略，原则是严控中国采购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禁止中国人才和资本进入美国高科技领域。对于华为及70家关联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由于牵涉的企业过多，可能会把部分企业从名单中撤下。

6. 解决双方互征的6600亿美元关税的贸易平衡尤为重要。贸易战使美国公司与消费者承担了额外的成本，24.5万个美国工作岗位流失，也导致了诸多产业供应链的紊乱，所以，它会选择合适的时机逐步停止特朗普征收的关税。

7.在对华军事竞争议题上，拜登政府设立的国防部“中国战略工作小组”会确保在“印太地区”对中国力量的威慑形成非预测性与隐蔽性的效果。但在军备控制、海空危机管控、网络安全、太空竞赛的规则等方面仍然有合作余地。

8. 在降低两岸紧张关系与处置抖音与孔子学院等社会争议性较大的行政命令方面，拜登政府已采取了一些低调但双面平衡的行动，为今后修正政策留下了空间。首先是台海：美国官员会见了台湾当局“驻美代表”，这是对“一中”原则的挑战，也表明新政府继承了蓬佩奥宣布的取消对美国官员与台当局官员接触的限制命令。其次，在南海“自由航行”方面，美最近行动开始覆盖到越南与台湾地区，以突出其行动不是仅仅挑衅中国，而是包括所有地区内不当运用《联合国海洋法》对外国军事船只无害通行的行为。其三，拜登政府无限期搁置了将TikTok出售给美国投资者的计划；撤回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项要求美国大学披露其与孔子学院合作的提案。

拜登政府现行对华政策基调、策略与定位的困境在于：

第一，无论是奥巴马的软硬遏制，还是特朗普对抗式遏制，虽然构成了巨大风险与挑战，但都没有让中国退让、陷入发展困境、改变内外政策。现在，拜登政府希望借助于西方“统一战线”与价值观外交的攻势，使中国接受西方的游戏规则与合作的条件，缺乏实质性的变化与调整，可能仍然徒劳无功。

第二，既竞争又合作，同时避免使东西方陷入对立或回到冷战，但实际操作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在“度”的掌控上难度很大。随着双方全社会的对立、冲突的升级与扩大，“局部性的新冷战”格局完全有可能形成。

第三，拜登政府在合作议题上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与小算盘，削弱了双方合作的基本信任与动力。因为拜登政府要充分顾及美国国会与舆论的立场，避免因为有求于中国，或与中国讨价还价而削弱其在更多竞争议题上的强硬立场与姿态。

资料图片：美国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新华社记者马宁摄）

第四，美国领导西方反对中国，这实际上是低估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忽视了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参与度、外交上的塑造力与高科技产业上的创造力。与此同时，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也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双边关系而分别与中国进行政策协调，在这种多元复合性的双边协调机制中，最终存在着目标、手段、重点的差异，形成牵制与抵消。

总之，拜登政府在对如何调整中国战略与政策上遇到了诸多难点与内在的矛盾，其目前定位与目标设定过于僵硬，在清理特朗普对华负资产上患得患失，造成其对华开局的对抗性、造势性大于务实性与灵活性，给下一步关系的转圜发展带来了负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