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节，我回老家与几个老同学相约聚到了一起，当时有一个家住乡镇的同学，接到电话通知后，因为路远交通不便，一时无法赶到。有一个从省城回来的女同学问：“你们有谁会开汽车？我老公从省城租了一辆轿车开回来了，现在就停在家里，谁会开就开去接这个同学。”我们在场的人都不会，只好作罢。这使我第一次感到，开汽车原来离我这么近，心里就萌发了学开汽车的念头。刚好那年三、四月份，我的一个年轻同事准备学车，正找人办手续申请减免培训费，而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也不忙，就同他一起找领导办理了内部人员照顾，免费学习驾驶的手续。随之就迷上了开汽车，尽管还没有取得驾照，只要一有机会就让别人教我开车，直到那年9月份顺利通过考试取得驾照，已经多次独立驾驶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了驾照，在充分体验驾驶的速度与激情的同时，磕磕碰碰的麻烦也与我如影相随，可谓是劳命伤财。单方事故，自认倒霉的事发生得就太多了，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重点谈谈造成他人损害产生纠纷的几个事故吧。
那是2003年深秋的一个中午，天气晴朗，我开着单位公车到离家不远的一个路边网吧去上网。这是一辆民用面包车，为了侦查破案工作的方便，我们单位专门有一辆民用面包车，悬挂了假号牌，那天就在我的手上使用。我将车开到网吧附近的非机动车道上缓缓靠边。
当时是中午一点多钟，接近上班时间，非机动车道上不时地驶过一辆辆电瓶车、自行车。
我一直很在乎自己驾驶技术的提高，靠边时尽量让车右侧贴近路牙。当我感觉良好地将车停妥，然后悠闲地开门下车，心里还想着看看右轮与路边台阶的距离是否在交通法规规定的20厘米之内。车门才开了一大半，还没等我人完全落地，就听见“咔”的一声，一辆电瓶车从我身边擦过，电瓶车的右侧手把刮到了我的车门外沿，骑车的人一下子就失去了平衡，猝然倒地。
事故来得如此突然，完全是祸从天降。
我急忙跑过去查看，骑电瓶车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她仰面朝天，不省人事，后脑鼓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肿块。
“坏了，她是后脑着地的。”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我连忙扶起她，呼叫了老半天，她才缓慢地清醒过来。
我说送她去医院，她让我打电话给她丈夫。我立刻按照她报的号码拨通了对方的电话，简要地告知事情原委。
她家就住在附近不远的劳动局宿舍，她丈夫是一个机关干部，很快就赶到了。
我自我介绍了身份，并表示要立刻送她去医院检查，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他们在犹豫，似乎觉得上医院嫌麻烦。我坚持说：“肯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她是后脑着地的，后果难以预料。”
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如果颅脑有损伤，不及时治疗，真的出了人命，那就不是钱的问题了，遇到事情不能怕麻烦，越怕越麻烦。
我开着这辆肇事的面包车将他们送到本市最好的医院，匆匆忙忙地挂了急诊，进行各项检查，最后按照院方的要求留院观察，我跑前跑后，将一切都办妥了之后，又掏出身边仅剩的700元钱交到她丈夫手里，说：“这几百块钱你们先拿着，医院的一切费用都由我承担，不够再补。”
她丈夫接过钱后，疑惑地望着我：“这些费用都是你自己承担吗？”
我说：“是的，都是我个人的。”
他又问：“你的车子没有保险吗？”
是啊，他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刚才只想到救人，只想到是公车私用且悬挂假牌，只想到自己一力承担尽快把事情悄无声息地处理掉，就没有想到还可以保险理赔，获取一点补偿呢。我知道，他丈夫这样提醒我绝不是有什么非分之想，而更多的是善意。
我拨通了交警的电话，他们的答复令我很满意：在非机动车道停车无疑是事故的全责，而肇事方如果向保险公司索赔，全责是最好的，只要双方当事人到交警队事故科去登记备案，签署一个赔偿协议，交警部门就可以出具有关证明给我到保险公司去理赔了。
离开了医院，我当天的工作一点都没有耽误，对外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第二天，我早早地就打电话给他们询问留院观察的情况，她丈夫说情况良好，没有发现颅内有损伤，他们准备今天出院。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谢天谢地！
又过了十几天，我接到了她丈夫的电话，要求与我见面商谈赔偿事宜。我们见面的地点还是在我的那辆肇事的面包车里，由于可以保险理赔，我主动要求他都按照最高标准计算。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修车费等，共计1700多元。
但他却对我说：“你可不要自己贴钱啊！如果保险公司赔不了这么多，我可不能多要啊！”
我说：“你放心好了，按照我们的赔偿协议，保险公司都是可以赔的。”
我当即支付了余款。他心满意足地离开我的车子，我们“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接下来，我除了隐瞒使用假号牌的事情之外，一切都按程序办理了保险理赔手续。
其实保险公司也不是可以漫天要价的，理赔员告诉我，如果要认定我们赔偿协议上的数额，就必须提供很多必要的证据，如果一切由他们核定，只能就低结算。我想能赔就万幸了，自己也不想再麻烦了，于是很痛快地接受了理赔员的建议，一切由他们裁定，最后顺利地领到了1400元的理赔款。
这一次这么大的事故，个人仅仅承担了三、四百块钱，就顺利地处理掉了，我很是喜出望外，哪还敢有更多的奢求？如果那天不是老天保佑，真的摔出个颅内出血，开颅做手术，那就不是几百块钱的事情了，而可能是几千块、甚至几万块钱了。这也许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吧，面对不幸，设想更加不幸的结果，相比而言就是幸运的了。
又过了几个月，她丈夫又打电话给我，询问保险公司理赔单的编号，说据此还可以到单位获得一些劳动保障方面的补偿。我告诉了他，心想能帮助他们多得点钱也是好事啊。
又过了大约一年多，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获悉，被我撞倒的这个中年妇女在骑车的路上被飞车贼抢包，损失了上千元。当时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是不是上一次事故她获取的赔偿金过高了，浮财该破的报应呢？
以后，就再也没有关于他们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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