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如自述》宋清如

      我，1911年7月13日出生在常熟栏杆桥日晖坝（现属张家港市）的一个地主家庭。上面有一个姐姐。父亲一心盼个儿子，结果仍是姑娘。父亲十分懊丧，连名字都不肯取。我有一个表姑妈，当时在北京读大学，她对我父亲说：我有一个同学叫清如，她就叫宋清如吧。1932年9月，我考取之江大学。刚进校时，老师向我们介绍这所学校的情况。之江一共有三四百个师生。之江诗社有个才子叫朱生豪，他的诗写得很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朱生豪的名字。加入之江诗社要先交一首诗。我写了一首《宝塔诗》。朱生豪仔细看了一遍，朝我笑笑。我觉得不好意思，低下了头。之后，生豪将自己的新诗寄给我看。我也写诗向他请教。有一天，我在校园散步，在圆洞门附近看见生豪跟彭重熙也在散步。我们彼此当成陌路人，彭重熙突然把生豪往我身上一推。那时，生豪在之江诗社有个姓吴的女朋友，她长生豪六岁，对生豪很照顾。生豪写信告诉我：我与她只是诗友而已。之江大学教学楼前有个大花坛，种着许多玫瑰花。我常在这附近看见生豪一个人哼着《路斯玛丽亚》和《娜塔莎》两首歌。我则常常在没人看见的夜晚到花坛去偷花，只偷一朵，不多偷。我写了几首诗分别投到施蛰存编的《现代》杂志，王平陵编的《文艺月刊》上发表。施蛰存曾写信鼓励我。生豪来信说：老兄，我在杂志上看见你的诗。1933年的7月，由胡山源介绍，生豪进了上海书局任职，参与编纂《英汉四周辞典》。这是他那以后写给我的信：因为昨夜我曾梦着你，梦得那么清楚而分明，虽然仍不免有些傻气。……后来我们并肩漫步着，我知道这个下午我要离你而去了，心头充满了惜别的情调，但我知道这是个宝贵而幸福的瞬间，我们好像一句话也不说，又好像说了许多话，更没有别人在旁边。1934年春，我写了一首诗寄给生豪。这首诗一共八句，我现在只记得前半首的四句： 

       假如你是一阵过路的西风/我是西风中飘零的败叶/你悄悄来又悄悄的去了/寂寞的路上只留下落叶寂寞的叹息/ 

        不久，生豪用我的诗意填了一首《蝶恋花》： 

       不道飘零成久别/卿似秋风，侬似萧萧叶/叶落寒阶生暗泣/秋风一去无消息/倘有悲秋寒蝶蝶/飞到天涯，为向那人说/别泪倘随归思绝/他乡梦好休相忆/ 

         我的诗后来竟成了我与生豪两个人一生的写照。

       1935年的上半年，生豪已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写信告诉我，说他把译著作为献给我的礼物。我当时很激动，也觉得很幸福。我寄去一首《迪娜的思念》。生豪当即谱成歌曲：”落在梧桐叶上的/是轻轻的秋梦吧/落在迪娜心上的/是迢迢的怀念吧/四月是初恋的天/九月是相思的天/继着蔷薇凋零的/已是凄艳的海棠了/东方刚出的朝阳/射出万丈的光芒/迪娜的忆念/在朝阳前面呢/在朝阳后面呢‘。

       我给生豪的信不多，约一个星期一封。他两三天就给我一封，一天一封是难得。生豪把我的信和几本他编的我与他的诗集一直带在身边，这些都毁于战火，我的信一封也不存在了。这是朱生豪1935年与我在常熟分别后写的信：要是我死了，好友，请你亲手替我写一墓志铭，因为我只爱你那“孩子字”，不要写在甚么碑版上，请写在你的心上，“这里安眠着一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

       朱生豪译莎，是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这一点是完全应该肯定的。但是朱生豪为什么“笃嗜'莎剧，根据我粗浅的理解，主要在于莎士比亚不朽名著所闪耀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朱生豪的弟弟朱文振在《朱生豪译莎士比亚侧记》中说”……我认为他决心译莎，除了个人兴趣等其他原因之外，在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欺凌中国的压力之下，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大概也是主要动力。“鲁迅曾动员林语堂译莎，林语堂没有答应。朱生豪却翻译了。我理解，如果朱生豪能够创作出比莎士比亚戏剧更辉煌的作品，朱生豪也不会去翻译莎士比亚的。朱生豪曾在信中告诉我：’我认为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译得再好也不过是别人的作品。所以有人问我：”你在翻译？我说：不！我在编词典。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别人听起来编词典总比翻译别人的作品来得豪，其实编词典比翻译更加无意义和无聊。”第二个重要的条件是朱生豪的诗才。但是光凭诗才也还不够，还牵扯到他对诗的欣赏和品味。举个例子，李白与杜甫都是唐代大诗人，这两个人当中，朱生豪偏爱李白，而不喜欢杜甫的诗。由此说来，只有产生心灵的契约才能表达原作的神韵，朱生豪与莎士比亚是有契约之灵的。还有值得补充的一点，就是朱生豪生活的贫穷，他想等莎剧出版之后，有一些经济了，再结婚。我大学毕业后，1936年生豪来信说：某某人说我们应该结婚了。我没有回答他。我一直没考虑过于生豪结婚。当然，更没有考虑过跟别的什么人结婚。在之江大学，我找对象有三条规定：第一、不找当官的；第二、不找小说家；第三、不找常熟人。我对当官的不感兴趣。小时候，我常读苏联小说，受到小说里思想的影响，认为小说家不怎么样。我小时候见到的常熟公子，都是吃喝玩乐的纨绔弟子，所以我定了常熟人不嫁。其实，受苏联文学的影响，我对结婚有一种恐惧，把结婚当成恋爱的坟墓，我喜欢自由，讨厌应酬和排场。我大学毕业后，到湖州民德女中教书，那里的校长詹女士比我大七八岁，是生豪之江的同学。她看见生豪常来信。她劝我别理睬生豪，她要为我介绍一个什么工程师。有一天，我姑妈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有的，只不过很穷。姑妈说，两个人都有工作不会穷到什么地步，只要彼此感情好。姑妈的话，对我产生了决定的作用。

       1942年5月1日，我与生豪在上海匆匆地举行了简而又简的婚礼。当时日本人占领孤岛。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冲进中美日报馆，朱生豪夹在排字工人中逃出，丢失了全部译稿和资料，连同他自己编的三本诗集以及我给他的信全部毁掉。为了行动方便，张荃建议我们立即结婚。结婚的第二年初，我们就回到了嘉兴。

      生豪在楼上翻译，休息的时候便衬着窗外的阳光欣赏自己的手指。他怕我没劲，把《李尔王》交给我，让我也翻译。我没有译。如果译的话，生豪一定会帮我忙。我在楼下做家务，买汰烧，当时穷，吃得几乎都是青菜豆腐，一清二白。烧两只鸡蛋算是开荤了。有一天，他问我：“要用两个字反映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家的世仇，你看用什么词来得好？”我说：“交恶？”他很高兴。有一次，他大概翻译得很顺利，居然不下楼来帮我做家务：生炉子。他是不会干这些的，弄得满屋子都是烟。

       1943年春节，我回常熟娘家过年。在常熟住了20天左右。生豪一个人在家里。下雨天，生豪等我回来，后园有一株杏梅，花瓣被雨一片片打落，他把这些花瓣捡起来，掬在手里抚着呵着。林黛玉是葬花，他是掬花。每捡一瓣，他就在纸上写一段想我的话。等我回来，花瓣已经集了一大堆，他连饭都已几顿不吃。从此，我再也舍不得离开他了。这两张纸就是当时写的，时间久了，有许多已看不太清楚了，这就是其中的一段：昨夜一夜我都在听着雨声中度过，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夜里做梦，那境界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夜里失眠，那也是何等的有味。可是这雨好像永远下不住似的，夜好像永远也过不完似的，一滴一滴掉在我的灵魂上……

        在生豪去世前，他对我说，一定要坚强。他还说，去了阴间之后，将承担我这份炼狱，他说我死时不会太痛苦。1944年12月26日他去世了，之后我常常想起他，别人谈起他，我就流泪。我买了药想随他而去。有一天，邻居何先生说；生豪虽然死了，总算还有一个13月的儿子。

       生豪生前再三说，如果出书的话不要请名人作序。所以世界书局要出版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集》由我写了译者介绍，承担了全部校对。之后，我写了《朱生豪与莎士比亚》投往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上发表，当时很穷，稿酬是两石米，大大缓解了我们的燃煤之急。

       1954年冯雪峰主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全集》（31种），一共180万字，有两万元钱的稿费。当时，我有工作，不需要这么多钱。我把这笔钱退回出版社，但出版社拒收。最后买了一万元公债，五千元给市政府，一千元给朱生豪的母校。

       生豪去世后，留下五部半历史剧还没有翻译。朱文振愿意接下去。朱文振是生豪的胞弟。他认为莎翁历史剧不是散文，更不是诗，而是剧目。所以他采用古色古香的元曲形式来翻译。寄到出版社，出版社认为文笔不一致。考虑到既然生豪毕生为莎剧，所以留下五部半我自己翻译。1955年至1956年，我请假一年，到四川，参考着朱文振的译本，完成了《亨利五世》半部，《亨利六世》三部，《理查三世》一部，只剩《亨利八世》。这些译稿连同生豪给我信的一部分，那些信我想挑出来整理的，文革期间全部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