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5月2日，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公车孝廉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公车上书和后来的百日维新一样，都是流产的政治事件。
200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其观点是：“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如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京城高官发动组织，目的是阻挠《马关条约》的签订，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光绪的御座；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举人联名上书”，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举人联名上书”，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由此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并且对“公车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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