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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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我才必有用。毛主席的文章气吞万里如虎，特别擅长运用结论式、断句式、号角式、鼓点式的句子，展现出以我为主、胜券在握、气定神闲、闲庭信步的恢宏气度。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门见山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935年，他总结长征时说：“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同年，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他发出气吞山河的豪言：“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938年，面对甚嚣尘上的抗日悲观论，他斩钉截铁地对梁漱溟先生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1954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他豪迈地说道：“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1956年，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他就放出惊天预言：“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毛主席的文章中一直住着一个“大我”，这个“大我”是改天换地、舍我其谁的大我，运行着治国理政的雄才大略，是以文辅政的光辉典范。
磨刀不误砍柴工，打好腹稿再动笔。实际中，有的人思谋不足，不提前做功课，不打提前量，草率动笔，洋洋万言，离题万里；有的人思谋过度，患得患失，六神无主，不得要领，“六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陷入怀疑主义的泥塘之中；有的人自以为是，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抱残守缺，文稿质量差强人意。观点和框架的建构，是一个渐进成型的过程，应养成先想后写、边想边写、边写边改的习惯，破立并举、先破后立、边破边立。值得注意的是，提倡文稿的建构思维，要防止两种极端：一种是所谓的“零度写作”“冷面叙述”，不持观点、立场、态度，看似客观中立，其实是极端不负责；一种是“愤青文稿”“抬杆文稿”，什么都反对，什么都否定，“牛鬼蛇神，统统打倒”，以“救世主”“造反者”“红卫兵”的面目出现，这也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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