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国人的底色，它有三种不同的治国思想：礼治、德治和人治。
“礼治”就是以礼治理国家。
据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齐国，齐景公向孔子咨询治国的方法。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可。
这八个字很简单，意思是做君主的要像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子的样子，作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
所谓的“样子”，用儒家思想讲，其实就是不同身份有不同的礼节要求，即行为准则。这些准则都要遵循“周公所制之礼”，即恢复礼法伦常，推行以礼治国。
为什么孔子要推行恢复周礼呢？是因为孔子所处年代，正是春秋战国混乱时期，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遭遇重大破坏和变局，礼崩乐坏。
儒家认为，社会秩序应该是井井有条的，是有规矩和等级的，每个人都依照应有的行为准则做事，国家就能达到“善治”。要达到“礼治”，就要看“礼治”的观点是否深入于人心。
“德治”也是儒家思想的精髓。
德治是以“感化”为手段，使人知荣辱、明是非、懂善恶，存感激。是一种深化到个人心灵的社会改造。
“德治”是把监督和惩处的权力下放给个人。让普通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德治思想的保障力量。这种力量是强大的，就像潘金莲的形象，千年来一直倍受道德审判。
所以“德治”是依据严格的道德观念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这一点讲，中国人几千年的德治，练就了我们很高的“德行”。（汶川地震、新冠疫情等大灾大难前，我们的团结、互助以及助他，都堪称表率。）
“礼制”和“德治”都可以称为制度权力。
“人治”的思想是建立在“德治”基础上的。其核心思想是道德高尚的人，要掌握权力，居于统治地位。从而促使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这与西方哲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哲学家执政治国的思想同出一辙。
梁漱溟教授曾经指出，从“德治”到“人治”的思想学术转变，实际上是从“制度权力”向“个人权力”的转变，这一转变虽然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但由于缺乏约束力，掌权者只能依靠自身的修养进行自我约束。
但，无论怎样，“德治”、“人治”成了我国封建君主的统治工具。
于是，千百年来，我们最好的时代都跟圣明的君主有关，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无一不在述说这些圣明皇帝的作用。
是呀，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需要舵手。这就是儒家三种治国思想演变，给我们渲染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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