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上的安徽事|2021年第七期

2021-07-08 16:01:2146:06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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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党史上的安徽事


省委党史研究院/文


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安徽党组织创建


安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较早的地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前后,安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也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最早传播者。


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新潮》《赤都心史》等数十种进步书刊,通过不同途径在安徽青年知识分子中传阅。随后,安徽的先进分子开始创办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刊物,并先后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科学研究会”等社团组织。从1920年起,《新安徽》《平议报》《安徽学生会周刊》《皖江新潮》等刊物相继问世,其中对安徽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书籍当数高语罕在创办芜湖商业夜校时编写的《白话书信》。书中用通俗的语言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两年中再版8次。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和社团组织的成立,使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更多地接触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与此同时,安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走向社会。他们在安庆、芜湖、宣城、合肥等地成功发动了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在芜湖胜利组织了黄包车工人、纱厂工人、油漆工人等行业工人罢工,第一次自觉走上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安徽具备了创建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干部条件。


1923年春,陈独秀派安徽籍中共党员柯庆施从上海到安庆,着手建党工作。柯庆施首先恢复了安庆青年团组织,并从中发展了部分党员。当年冬,中共安庆支部在安庆市北门万安局一号濮家老屋成立,柯庆施任书记,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这是安徽成立的第一个城市党组织。


同年冬,上海大学寿县籍学生曹蕴真、薛卓汉、徐梦秋等根据中共上海区委的指示,在寿县发展党员和党的组织。他们在小甸集小学召开全体党员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小甸集特别支部,曹蕴真任书记,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这是安徽成立的第一个农村党组织。


从此,在党的领导下,安徽的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安徽革命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1924年至1926年,芜湖、旌德、濉溪、宿县、六安、阜阳、蚌埠、滁县、郎溪、涡阳、合肥等地先后成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至1927年5月,柯庆施任书记的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在湖北武汉成立,并于8月迁抵芜湖,安徽第一次统一了全省党的领导。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鄂豫皖三省党组织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以实行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先后在大别山区领导发动了黄麻、立夏节(商南)、六霍、请水寨等著名武装起义,创建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其中六霍起义后,六安、霍山、潜山及霍邱、英山等周边地区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以霍山、六安为中心区域,包括霍邱、潜山、英山部分区域在内的皖西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


随着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的创建,以大别山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已初具规模。193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派郭述申任书记,统一领导这三块根据地,并成立红一军。到6月,鄂豫皖边特委、红一军、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标志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根据地以大别山区为中心,东接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南濒长江,北邻淮河,与湘鄂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互为犄角,同中央革命根据地南北呼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鄂豫皖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两次“围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1931年11月,根据中央决定,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11月10日至1932年6月16日,红四方面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支援下,先后发起四大战役,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其中发生在六安的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总计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其中生俘敌总指挥厉式鼎及5个旅长、12个团长及以下官兵1.8万余人,击落敌军飞机一架,取得了鄂豫皖红军的空前大捷。此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万,拥有6座县城,建立起26个县的革命政权,成为当时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此时,皖西北苏区建立了8个县的苏维埃政府,辖区东到寿县正阳关,西至太湖北部山区,南抵舒城,北达河南固始县。


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地区。苏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武装保卫苏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敌强我弱,第五次“围剿”没有被粉碎,红二十五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离开鄂豫皖地区长征,鄂豫皖苏区最终被敌军占领。留下来的红军和伤病员重建红二十八军,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让革命的红旗始终高高飘扬在大别山上。


新四军在安徽


全民族抗战时期,安徽是新四军整编集结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是华中敌后抗日的重要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华中抗战的指挥中心。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2月至4月,新四军组建时的四个支队中,有江南第一、第二、第三支队陆续开赴皖南岩寺集中整编;江北第四支队各部到达皖西流波[石童]会合。此后,分别由皖南、皖西出发,陆续开赴大江南北、淮河两岸,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4月5日,新四军军部抵达皖南岩寺,领导新四军整编工作。5月5日,军部离开岩寺,经太平、南陵,于8月2日进驻泾县云岭。


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的三年,领导新四军在江淮大地上取得辉煌战绩。在皖南地区,新四军取得了奇袭官陡门、繁昌保卫战、云岭保卫战等一系列胜利。在皖中和皖北,新四军首战巢县蒋家河口,打响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第一枪。随后,取得了安合、舒六公路伏击战,板桥集战斗等胜利,初步开辟了皖东、皖中、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帮助新四军确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的战略方针。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皖东主持召开3次中原局会议,作出了发展华中的一系列决策,并号召新四军江北部队坚决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意图。这对新四军继续东进北上,打开华中抗战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其中第二师、第四师、第七师主要活动在安徽境内,创建了淮南、淮北、皖江3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全国19块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四军驰骋江淮大地,视百姓如父母,爱人民如手足,千方百计帮助老百姓春耕秋收、送医送药、兴修水利、救荒赈灾、剿匪反霸等,留下了许多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故事。新四军与敌人奋战到底,并逐步发展壮大,离不开安徽人民的支持。江淮大地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感人场面,军民共同铸就了伟大的新四军精神。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1947年6月30日,为了缓解国民党重兵进攻延安和山东解放区带来的严峻形势,实现党中央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意图,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人从太行山区出发,历尽艰险,千里跃进大别山。8月末,部队成功进入大别山腹地,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刘邓大军的进军,迫使国民党军队迅速调动20万主力回援。在最初的一个月,刘邓大军并不急于打大仗,而是占领一切可能占领的城镇,学习山地战,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为打大歼灭战准备条件。


安徽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的重要落脚地和指挥中枢。刘邓大军第三纵队兵分两路进军皖西,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先后解放了固始、立煌、六安、霍山、舒城、桐城、庐江、潜山、太湖、岳西10个县城。10月上旬,三纵主力在六安东南30多公里处发起张家店战役,毙、伤国民党军副团长以下500多人,俘虏副旅长以下4300多人。张家店战役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第一次消灭敌一个正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打开了皖西斗争的局面。


11月初,刘伯承、邓小平在太湖县刘家畈主持召开高干会议,研究决定皖西解放区党政机构设置等重大问题,对巩固和扩大皖西解放区具有重大意义。


刘邓大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艰苦作战,粉碎国民党军队轮番进攻。到11月,共歼敌3万余人,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基本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


11月下旬,面对国民党军发动的大规模“围剿”,刘邓大军一分为二,一部分转入外线,创建新的根据地;一部分继续坚持内线斗争,与敌周旋。刘伯承率后方指挥所转入外线,进驻安徽临泉境内,前后长达88天。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坚持内线,先是进驻金寨下楼房56天,1948年2月转出大别山,在临泉韦寨与刘伯承会合。


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是刘邓大军在安徽立足生根的根本保证。尽管乡亲们屡遭战争劫难,衣食不周、生活贫困,但得知刘邓大军在严冬来临之际依旧身穿单衣,纷纷捐献粮棉布匹,短时间内就解决了部队的冬衣问题,还广泛参与筹集给养、情报侦察、战场救护等工作。刘伯承曾回忆说:“我们所依靠的是人民,蒋介石所依靠的是碉堡”,“这就是二野(指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战争胜利以及全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


淮海战役在安徽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及部分地方武装共60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发起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整个战役历时66天,解放军以伤亡13.3万人的代价,击败国民党军80万人,歼灭其中的55.5万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的第五军和第十八军。


安徽是淮海战役的指挥中心和主战场。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作战。安徽省濉溪县临焕镇文昌宫和临焕以东7.5公里外的小李家村,先后成为总前委机关驻地,共45天。12月17日,总前委在萧县蔡洼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人员会议,留下了唯一一张总前委成员合影。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双堆集歼灭战,就是在濉溪县的双堆集地区进行的。1948年11月23日清晨,从河南赶来增援的国民党黄维兵团12万人突过涡河、淝河,向解放军驻扎的濉溪县南平集阵地猛攻。解放军采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法对付黄维兵团。自11月26日起,一步一步把敌人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纵横不足15华里的狭小区域内。为挽回败局,蒋介石命令徐州的杜聿明集团于12月1日放弃徐州,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近30万兵力向徐州西南地区突围,企图与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南北对进,协力解救黄维兵团。但是,杜聿明集团刚冲出徐州一天,就被解放军扭住。至12月4日,被全部包围在安徽萧县的李石林、青龙集及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一带纵横不过20余里的地区。从蚌埠北进的李、刘两兵团刚进至固镇一带,因害怕被歼,掉头南逃。至此,黄维兵团完全陷入绝境。至13日,黄维兵团12万人被歼灭大半。15日,解放军向顽抗之敌发起最后攻击,当夜,全歼黄维兵团,黄维被俘虏。


淮海战役中,包括安徽人民在内的解放区人民提供的巨大人力、物力支援,是人民解放军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战役中,江淮和豫皖苏人民共出动民工160万人、担架12.5万副,筹集粮食2.1亿斤、柴草5.3亿斤。陈毅曾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渡江战役在安徽


早在淮海战役结束前,中共中央就开始谋划渡江作战。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3月22日,总前委由河南商丘张菜园村移驻安徽蚌埠郊区燕山乡孙家圩子。4月初移驻肥东瑶岗村。在瑶岗,总前委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发起渡江战役。


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和谈宣告破裂。当天夜里,由人民解放军第七、第九兵团组成的中线作战集团,在无为至枞阳段率先起渡,将敌人的长江防线撕裂,迅速占领繁昌、南陵、芜湖等地。“渡江第一船”就发生在芜湖夏家湖附近。4月21日,东、西两线作战集团同时发起渡江作战,使敌人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千里江防全线崩溃。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解放大军继续追歼逃敌,至6月2日,崇明岛解放,渡江战役结束。渡江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近43万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分,为随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安徽是渡江战役的重要备战地、出发地和主战场。为了支援大军渡江,皖北人民宁肯自己挨饿,也要把家里的粮食拿出来支援子弟兵。据不完全统计,皖北人民共出动常备民工和临时民工279万人,支援粮食18万吨、船只1万余艘。皖南人民在大军渡江前重点做好江边、武装、财粮等方面准备工作;大军渡江后全力配合解放军歼灭残敌、占领城镇、控制交通、断敌退路或迟滞敌人的行动。渡江战役发起时,近万名安徽船工加入战斗序列,运送大军渡江,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仅无为县民工中就涌现出特等渡江英雄车胜科、胡业奎,特等渡江功臣王德金,一等功臣马毛姐等296人,二等功臣429人,三等功臣937人,四等功臣499人。


2020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考察时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


安徽责任田


1959年至1961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等“左”倾错误影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安徽和全国一样,陷入严重经济困难,粮食短缺问题更加突出。安徽一些地方的农民创造出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办法,以应对困难局面。省委受到启发,于1961年2月提出实行“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责任制办法。下旬,省委在合肥市蜀山公社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试点。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简称责任田。基本内容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记工,责任到人。


南新庄试点效果显著。3月6日,省委书记处会议决定扩大试行责任田,起草了《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施行办法草案》。7日,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赴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把试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受到肯定。3月15日晚上,省委就把修改后的草案连同省委给各地、市、县委第一书记的信下发,要求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责任田。


由于责任田受到群众的欢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3月15日至28日,全省已有近40%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7月12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途经蚌埠,曾希圣再一次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的实施情况。他把责任田和评工记分这两种办法作了对比,强调责任田较之评工记分更能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能增加粮食产量。毛泽东听后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得到毛泽东的许可,曾希圣迅速向参加正在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部署了具体措施。之后,责任田的推行速度大大加快。到12月底,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90.1%。


责任田从春天开始试行,到秋天已经结出硕果了。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80多亿斤。征购任务超额完成,农民生活得到了较大改善。粮食多了,价格也下降了,农村市场也出现了复苏景象。责任田符合实际,顺应民心,得到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被老百姓称为“救命田”。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召开。会上,安徽的责任田被指责犯了“方向性错误”,要求改正过来。1963年底,全省已经基本上改正了责任田。责任田虽然被改正了,但它在安徽干部群众的内心深处埋下了改革的种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它又破土而出,沐浴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绿满川原,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之先河。


安徽农村改革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凤阳县小岗村考察。当总书记看到当年18户农民创立包干到户的定格场景时,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时间追溯到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出台《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暂行草案)》。这份被简称为“省委六条”的文件,强调“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深受农民拥护和欢迎,成为激发农村改革的契机。


1978年春,包产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在安徽农村出现。同年9月1日,为抗击历史罕见大旱,省委作出“借地度荒”决定,将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耕种。这一决定引发包产到户在肥西县山南区公开出现。


1978年冬,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偷偷创立包干到户。包干到户在当时人们眼中就是分田单干。小岗农民在包干到户协议书上按下红手印,表现出坚定的意志和决心。包干到户成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小岗村因此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1998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小岗村考察,提出要深化农村改革,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减轻农民负担,增强农村经济活力。


2000年3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安徽成为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唯一试点省。安徽不负众望,不辱使命,举全省之力进行改革探索,为农村税费改革探索了新路,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2005年,安徽全省比全国提前一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在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率先在安徽退出历史舞台。


200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到小岗村考察,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探索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在安徽率先开展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考察时强调,要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安徽在2016年加快农村“三权”改革,提前一年完成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确权和“三权分置”改革。同年,展开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


改革不停步,续写新篇章。在农村改革中孕育出的“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激励着全省人民在乡村振兴征程上、为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而努力奋斗。


实施“861”行动计划


为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3年6月,省委、省政府制定《安徽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及起步阶段的重点建设任务》,提出重点建设八大产业基地和六大基础工程的战略构想,成为指导安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行动纲领,并于当年12月作出实施“861”行动计划的重大战略决策。


“861”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是:“8”指建设加工制造业基地、原材料产业基地、化工产业基地、能源产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安全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全国著名的旅游目的地、重要的文化产业大省八大产业基地;“6”指构筑防洪保安工程、通达工程、信息工程、生态工程、信用工程、人才工程六大基础工程;“1”指到200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上。随着“861”行动计划的顺利推进,省委、省政府又将“1”的目标调整为到2010年全省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


“861”行动计划以项目为抓手,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八大产业基地和六大基础工程取得重大进展。马钢500万吨薄板带、奇瑞三厂、江淮乘用车、两淮亿吨煤电基地、海螺集团3条日产万吨水泥生产线等一大批重点产业项目相继建成投产,14项治淮骨干工程全部完成。2009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10062.82亿元,提前一年实现全省生产总值超万亿元的目标。“十二五”时期,全省认真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在坚持加大有效投入不动摇的基础上,积极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一大批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等重大项目相继建成,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迅猛发展,“861”行动计划全面提质增效。这一时期,全省经济年均增长10.8%,高于全国约3个百分点,全省生产总值超过2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接近6000美元,提前一年实现“861”行动计划提出的未来五年地区生产总值翻一番的奋斗目标。


从2003年底到2015年底,全省生产总值由3972亿元增加到2200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由1477亿元增加到23965亿元,工业增加值由881亿元增加到9589亿元,财政总收入由412亿元增加到4012亿元。“861”行动计划成为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培育富有竞争力的支柱产业、新增长点的重要载体和推动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为安徽加速崛起夯实了发展基础,增添了强劲动力。


融入国家战略的安徽行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相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安徽抢抓国家战略叠加覆盖的机遇,主动融入,积极参与,在发展格局上,由“战略支点”迈向“战略要冲”。


处于“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的安徽,立足自身优势,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支持海螺水泥、丰原集团、奇瑞集团等重点企业境外项目和境外园区建设,加快对外通道建设,促进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至2021年3月,合肥中欧班列已开通38条线路,直达11个国家(地区)、36个节点城市,成为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中欧(亚)贸易以及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为紧密的高效便捷的陆路进出口运输大通道。


作为万里长江的重要一段,安徽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引领下,持续完善顶层设计,科学划定沿江1公里范围内严禁新建项目,沿江5公里范围内严控新建化工项目,沿江15公里范围内严把各类项目准入门槛,纵深推进以“大保护、大治理、大修复,强化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落实”为主要内容的“三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点对点”解决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的点位问题,“面对面”系统排查整治“N”个自查问题,以大修复促进大保护。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安徽充分发挥创新活力强劲、制造特色鲜明、生态资源良好、内陆腹地广阔等优势,聚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三大使命要求”,积极担当作为。安徽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项行动,全面深化与沪苏浙对接合作,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努力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区。目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取得突破,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不断提升。


作为中部地区重点省份,安徽自觉把发展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中部地区发展“一盘棋”中进行前瞻性思考、系统性谋划,安徽坚定地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导,锚定“保持中部领先、位居全国前列”的目标,落实主体责任,健全推进机制,加强工作协同,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奋力闯出新路。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两次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为安徽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


安徽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最大民生工程,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2014年完成对31个国家和省级贫困县3000个贫困村、188万户484万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逐村逐户逐人摸清核准,因村因户因人制定帮扶清单,逐步改进贫困县考核机制,健全“单位帮扶、干部驻村、整村包保”的帮扶机制,深化单位定点扶贫、县域结对帮扶、社会力量帮扶,建立健全贫困退出机制,严格退出标准程序。


省委、省政府先后制定《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意见》《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等一揽子政策举措,2015年起,全面实施脱贫攻坚“十大工程”。坚持聚焦大别山区、皖北地区和行蓄洪区“贫困堡垒”,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生态保护、金融保障等政策支持力度,以区域发展带动脱贫攻坚。2016年起在全国率先实施第三方监测评估全覆盖,每年开展市级交叉考核和督查巡查,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在人脱贫、村出列、县摘帽后,确保责任、政策、帮扶、监管“四不摘”,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在一系列脱贫攻坚政策、机制的“组合拳”下,“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到村、帮扶到户”的工作机制和涵盖脱贫目标、领导、政策、责任、投入、监督、考评、帮扶、产业等全方位的攻坚体系不断完善。


安徽坚持构建扶贫与扶志、扶智、扶技、扶业“五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坚持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扶贫新路子,让绿水青山成为群众幸福靠山,促进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坚持把中央专项巡视“回头看”与党内教育检视、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指出的问题一体研究、一体部署、一体整改,坚决打好“354+N”突出问题整改歼灭战,以整改实效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持续奋斗、5年脱贫攻坚,2020年底,全省484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0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31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全部摘帽,大别山等革命老区、皖北地区和沿淮行蓄洪区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彻底解决,如期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省人民兑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掉队”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交出了中央放心、人民满意、可载入安徽发展史册的优异答卷。


安徽防疫抗洪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安徽遭遇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突发特大洪涝灾害,省委、省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防范化解各种风险与挑战,接连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复工复产联动战和防汛救灾保卫战,确保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安徽省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迅即启动一级响应,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全面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要求,实行所有与患者密切接触人员定点集中隔离、重点人群全员核酸筛查、居住小区(村)全面封闭管理,用一个月时间控制住疫情蔓延,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患者。至2020年底,全省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991例,治愈率达99.4%。


在做好自身防控工作的同时,安徽先后派出8批1362名援鄂医疗队员奔赴武汉,累计救治3156名患者。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防疫物资生产保供任务,先后6次向湖北捐献血液292万毫升、居全国第一。中国科大“托珠单抗”治疗方案列入国家诊疗方案。


在这场同疫情的殊死较量中,全省人民以团结、拼搏、奉献的实际行动凝聚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夺取了抗疫斗争的伟大胜利。与此同时,省委、省政府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制定“六稳”“六保”11个具体工作方案,实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等系列政策措施226条,成功实现“二季红、半年正、三季进”。


在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特大洪涝灾害又接踵而至。从6月起,全省出现多次大范围强降雨,长江、淮河、巢湖流域发生严重汛情。省委、省政府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摆在第一位,及时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面展开“三线作战”。据统计,提前撤离安置群众132.9万人,加固加高堤坝1189公里,排查处置险情2325处。对干支流水库和长江、淮河流域11个蓄滞洪区进行科学调度,王家坝闸13年后再次开闸泄洪。姜唐湖蓄洪区戴家湖闸重大险情处置入选应急管理部“2020全国应急救援十大典型案例”。经过20多天艰苦奋战,长江、淮河、巢湖三线防汛形势转折向好、总体趋稳。汛情缓解之后,全省快速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实施一揽子救助政策,防范因灾致贫返贫,将洪涝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制作团队】

值班统筹|丁艳

主播:吕律

剪辑:秀丽|审听:江淮杂志 王卓

编辑:陈珺  丁艳|复核: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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