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要面子活受罪”出自东方国土。在众多“为他人好”的好人身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中国人的性格正是荣格说的集体性人格。匮乏个性化的集体性人格，映射的仍然是封建强制文化：大统一（屏蔽异己）声音。从文化习俗，比如过春节，许许多多的人已感到是受罪节，累在繁复的人情，罪在“若没钱没对象”＝不成功 ＝ 丢父老亲人的颜面，所以即便真相是还没钱没对象，你也得为了他们的面子，为了他们的想法，而假装“成功了”。又如：有些貌合神离的婚姻，之所以宁愿受婚姻的苦，是因不能忍（或担心）别人的看法、别人的同情、别人异样的眼光。透过这些，看出主体的“集体性人格”特征：自己的言行必须考虑到他人。在许多应酬而非真实的人际关系里，必然夹杂的是尴尬、无赖、被绑架。这些毫无意义，甚至制约人性的文化习俗，人们已深感负累，但又根本卸不下来。
很多“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例子，让我们同样发现这个事实：他们的早期环境，就是一个超级“共生”家园，也是一个说教的集体。许多父母尤其是母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倾注力量给予的“你是我们的核心”→“你应该成为…”→“我们全都是为你好”→“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是我的命”。有一对父母，因为女儿（是同性恋）不是他们期望的人，而不想活了。
这样家庭的孩子长即便大了，他们的心理仍处于“共生”关系，个性结构里有太多的“他我”。作为独立的个体，他们在心理与思想上，没有边界的，那么在婚姻或其他关系中，他们难以区分自己和他人的需要，即容易投射性看问题。
一位在外企工作的汪女士就是这样一个集体性人格的人。她说：我不知从何时起，特别在意周围人对我的看法，我处处小心对人，甚至讨好别人，可是别人并不把我当回事，做人好难呵。她有一个能干有点洁癖的母亲，父亲是一个偏执性格的教授，很小时的她就被禁令“四不好”：拖拉、任性、哭泣、撒谎，被严格“训练”为一个标准的好孩子：听话，习惯好，成绩好，多做好事，多为别人考虑。从心理发育的角度，童年是靠感受形成自我，即“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关键期。汪女士从幼儿开始，不得已而封闭了自己的心，隔离了自己的感受，但思维却高度发展，所谓的超我很强，内化了足够多的“好父母意象”。
如她一样的人，定会是个非常好的人，很愿意为别人付出。但由于他们感受的心是关闭的，会常常扭曲别人发出的信息，比如会快速地用头脑判断他人的想法，确定别人需要什么，然后强迫症一样地去满足别人。更糟的是，当别人一遍遍澄清“不需要”，但他们却不顾别人的意思，也完全不知道误判了别人的意思。他们只是知道要对别人好，却没有能力给到对方想要的东西。
看出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完全建立在对方是否承认自己之上。所以，对方必须收下他们的礼物，给予他们肯定，否则，他们会感觉非常受打击，觉得特没有面子。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性格不属于自己，特别像是海伦·朵伊契在《精神官能症的精神分析》书中讲到的“仿佛人格”。这种性格在说明，有些人仿佛是受委托而活着，向外界现实唯唯诺诺地屈从，以保持平衡，直到某天，一些意外的事件使他们崩溃，乃至忧郁。那些过去印刻于患者生命凹陷的（尤其是自恋受损，自尊剥夺的凹陷），“仿佛”突然带着悲剧与痛苦而凸显出来，表现为一种冲突性地索求他人的喜欢、在意他人的评价。你会发现，他们在寻找被他人接受的艰辛之路上，神经质的表现为好人。他们活着，仿佛就是为陌生人的“认可”而活。
当一个人凝视他人的内心，可以想象，他自我的内心被荒凉了。整个的状态，犹如艾略特在长篇史诗《荒原》中说的意思：在荒原中，事物的表象是无法代表内在真实的，荒原中的人过着一种不真实的生活，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别人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却没有勇气过自己要过的生活。不过他们心底十分委屈“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我要做的，我一直遵照别人要我做的去做”。
在每份关系里，如果是极力想获得他人的认同和接纳，必然费尽心思专注他人的心思，不惜（屈尊）以极度讨好他人而建立关系。准确讲，作为一种讨好型防御模式的心理动机，首先不是想要他人的认同，而是防御他人的伤害（如攻击、歧视、孤立）自己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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