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高度》节选
作者 刘瑜
你肯定有这样一个朋友吧：在银行工作，长得一般，业务凑合，有老婆孩子，勤勤恳恳养家糊口，不爱说话，但如果开口说话，说的话也多半无趣无味——总之形象非常白开水，在任何一个社交场合都是角落里不大起眼的人。事实上你肯定有不止一个这样的朋友，事实上你自己没准就是这样的人。
你能想象这个朋友突然有一天离家出走了吗？然后等你再听说他的消息时，据说他已经到了巴黎，正从头开始学画画，要做一个画家。
毛姆就写了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之后，他离开了自己17年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巴黎。那一年他40岁，住在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身上只有40块钱。
《月亮和六便士》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全世界都在追逐着梦想，查尔斯却在追逐他的噩运。好吧，被梦想俘虏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运。当然这里所说的梦想，是真的梦想，不是“爸爸妈妈说”、“老师说”、“电视报纸说”里被说出来的那个蓝图，不是蓝领白领之上的那个金领，不是猎人给麻雀设的圈套里的那点米粒。
查尔斯疾步如飞，如愿以偿地追上了他的噩运。5年之后，他在巴黎贫病交加，躺在小阁楼里奄奄一息，若不是朋友相救，几乎一命呜呼。后来，他沦落街头成了码头工人。又过了几年，他自我流放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身患麻风病，双目失明，临死之前叫人把他的巅峰之作付之一炬。15年之内，这个伦敦的股票交易员风驰电掣，越过城市、越过文明、越过中产阶级，越过太平洋，越过人性，终于追上了命运这匹烈马。
“He lives atanother level”。电影《Big Night》有这样一句台词，查尔斯让我想起这句台词。别人的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查尔斯拒绝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
这样的人当然可恶。他的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自私，没有责任心，不屑和“社会”发生任何关系。但他又很无辜，因为他的眼里岂止没有别人，甚至没有自己。他不是选择了梦想，而是被梦想击中。如果说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就是他比别人更服从宿命。梦想多么妖冶，多么锋利，人们在惊慌中四处逃窜，逃向功名，或者利禄，或者求功名利禄而不得的怨恨。但是查尔斯拒绝成为“人们”里面的那个“们”。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读完这本书，我的脑子定格在查尔斯的最后时光。一个太平洋孤岛的丛林深处，一间简陋土屋里，那位因麻风病而毁容的老人，坐在自己描画的满墙壁画中，聆听波涛汹涌的颜色——对，那时他已经失明，只能聆听颜色，金色是高音，黑色是低音，白色是微风，红色是尖叫。我承认，此情此景不能唤起我丝毫的怜悯，因为心中唯有敬畏——骇然与敬畏。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宁静。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胜利。虽不信神，我想这就是那个人们应当在胸前划一个十字架说“阿门”的情景。
诵读 林牧茵 SMG新闻主播
摄影 刘骁吉
题图 Christopher Orr 作品
刘瑜，学者，作家。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代表作品：《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余欢》、《送你一颗子弹》、《观念的水位》。
林牧茵：《月亮与六便士》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备受中国年轻人追捧的一部毛姆的长篇。当我和年长八岁的哥哥提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很兴奋，告诉我他还保留着小说的一个古老版本，“月亮抬头得见，是精神追求；六便士俯首捡拾，是世俗生活。绝大多数人都困在世俗生活中，无法逃脱。”我问他怎么看那个主人公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哥哥回答，“那个人离你很远，你完全无法想象。”
其实，思特里克兰德离绝大多数现代人都很远，远得难以想象。或者说他远离世俗社会，甚至说他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也不为过。因为他决然抛弃看似完美的生活，工作、妻子、孩子、爱情、友情、道德、社会认同……一切的一切，而去追逐一个童年的野性的梦，“我必须画画！”
事实上，思特里克兰德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住在我们心里，他是一个象征，是潜藏在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原始生命渴望的召唤。而我们，作为现代人，有谁真正回应过这种召唤？
或俯首于世俗压力，或受困于道德良知，或流连于欲望诱惑……总之，我们有太多理由，太多太多，足够充分的理由，对其视而不见。
也许，我们不必苛责自己，人需要理性生活。作为社会的人，我们离不开规则、秩序、条理、模式建立起的世俗社会，并且与之和谐共处，相安无事。《月亮和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兰德也曾循规蹈矩地在理性节奏中生活多年，然而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忍受生命力的枯萎，挣脱羁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放任非理性意识的泛滥，用野蛮、原始的生命力冲击着生活表层的理性秩序。在世人眼中，他变成了一个阴郁傲慢、目空一切、冷血无情的怪兽。
这呼应了尼采对理性的挑战：“通过道德、正义获得安全，但与此同时，人们失去的是生命力、感性和发明所有这些使人有价值的东西的积极的、创造性的自由。生命的意义消失了。”
究竟该如何取舍？我更愿意把《月亮与六便士》看作毛姆的一场思想实验，他试图通过这个故事回答这一困惑人类的谜题。
正如刘瑜所言，“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想想就知道，那滋味不好受。要不要尝试，请君自便。
故事的最后，思特里克兰德（其实是毛姆）意识到，极端的理性与非理性都不是健康的生活。健康的生活是两者间一种有节奏的振荡和摆动，是不断变动的生活中瞬息的平衡点。
和解吧，内心最深处那个狂野不羁的自我，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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