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东北到全国：“种子”源于“摇篮”，“果实”遍布河山
（一）
1948年9月的一天，秋高气爽，袁牧之、陈波儿、吴印咸、田方、钟敬之、罗光达等人来到东影的一间会议室门口，鱼贯而入。
坐定后，袁牧之告诉大家，刚刚接到了东北局宣传部转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电报，上级给东影布置了两个任务：一、汇报东影工作发展情况；二、征求对解放区和全国电影事业的意见。
“今天开会，就是要集思广益，听听大家的想法，然后形成一份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报告。”袁牧之说，“我首先讲讲自己的意见。我觉得未来新中国电影事业应该实行统一领导，建立国营的电影体制，实行企业化管理……”
这是对明天的描绘，对未来的畅想。随着军队南征北战、颠沛流离多年的电影人，终于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酣畅淋漓地实践他们拍电影的梦想了。大家激动而饱含深情，把根据经验体会和自己对电影事业的理解，富有智慧地充分表达着他们心目中的电影未来。虽然他们此时的理想并不华丽，但确实有太多的想法需要发表，有太多的意见需要讲清，因此每个人都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晚上，袁牧之仍然沉浸在兴奋中，根本睡不着。他起身来到桌案前，奋笔疾书，按照大家白天的讨论意见，形成了一份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报告。第二天，他又把报告交给大家再次讨论。经过反复酝酿后，正式上报。
把报告递交上去的袁牧之并没有停止思考，他想得更深、更细、更远。很快，中共中央宣传部针对东影的报告，在当年11月16日又发出了《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这个指示又给了袁牧之新的启发，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形成了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第二份报告。报告集中说明怎样对国民党的电影机构进行接收，将来的干部如何调配等问题。他还特别建议，对国民党官办电影业及旧有的电影机构的接收应该及早进行，从而防止与电影相关的资源受到损失。他清楚地记得这次上交报告的日子：1948年12月18日。
不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对电影工作的指示送达了兴山。
核心的内容有如下几条：
一、平津不日即可能解放，北平有中电三厂、影片经理机关各一及影院七个要去接收，由东影派去干部在军管会指挥下工作，此项接收干部应立即前来；
二、战争只有一年即可根本打倒国民党，应不失时机把摄影队派往各前线争取拍好许多纪录片，并在华北就近制片以求迅速；
三、平津攻下后，电影事业的领导机关应设北平，在中央宣传部管理下准备建立电影事业的统一领导机关，由牧之负责；
四、东影除完成本身计划外，要有必需的技术人员、药品、拷贝、底片，以补充石家庄电影厂，使其能自己摄制并洗印影片。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袁牧之立即开始着手安排。东影近年来花大力气培养的电影“种子”就是从这一时刻起，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的铿锵步伐，播撒到了祖国的大好山河，随之绽放花朵，果实缀满枝头。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作为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生产基地，东影以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身份开始了新的布局。
（二）
乍一看袁牧之的样子，儒雅、清瘦，甚至有几分弱不禁风。但是到了关键时候，他展现出的却是元帅一般既运筹帷幄、雷厉风行又沉着稳健的气度。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他立即排兵布阵，但他并没让大家一窝蜂似的南下，而是稳扎稳打，派“兵”的“令箭”
顺序而出，工作井然有序。
1948年12月20日，袁牧之把刘德源、石益民、葛雷请到办公室，为他们带领的三个摄影队壮行。他告诉大家，进关后，拍摄素材可请部队领导协调当地有条件的电影制作机构，就地制片，不必再返回兴山 ；同时，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务必勇往直前，拿到最激动人心的画面！
在三人领命而去的第二个月，1949年1月18日，袁牧之又派吴梦滨、韩秉信、郝玉生等三支摄影队进关。仅仅过了6天，他再派陈一帆、韩克超、鲁明三个新闻摄影队向关内急行。
即便后来奉调赴北平，他仍然对后续的摄影队安排做出了布置和嘱咐。据统计，从辽沈战役开战到1949年4月，东影共分五批派出18个摄影队随军“杀”进山海关，占全厂32个摄影队的一半还多。后来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平原战役以及渡江战役的许多重大历史画面，均出自这些摄影队员之手。
袁牧之刚刚把左手的“令箭”交给摄影队，立即又将右手的“令箭”交给了东影秘书长田方。田方担负的使命更重，他要随军接收北平的电影机构。田方老成持重，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接收“满映”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工作能力，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领导与袁牧之的意见完全一致，就让田方去北平接收。
接到直奔北平的命令是在1948年12月，此时的田方并没有在兴山，他还在长春准备着东影即将迁回的相关事宜。接到任务后，12月19日，田方准备停当，带领东影的10个员工，从长春出发先行到达沈阳，找到相关部队，即随行直奔北平。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时的田方就在入城的队伍中。一分钟也不能耽搁，田方从第二天开始就在北平军管会的帮助下，对在北平的电影机构、资材和人员进行接收。
此前的北平电影业，基本掌握在国民党政府的“中电三厂”及若干民营的电影机构手中。和平解放后，这些电影部门、资材没有一点损失，相关电影人员没有发生混乱。仅仅用了两周多的时间，田方等人就接收妥当。接管后，北平所有的电影机构、资材、人员由北平军管会管理。1949 年 4 月，军管会将其正式转交给华北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就在本月的20日，北平电影制片厂成立了，组织上决定，任命田方为第一任厂长。
令田方内心有底的是，就在他被正式宣布任命为厂长的前几天，他的“老东家”东影派出支援北平电影制片厂的41人队伍意气风发地到来了。此时东影的当家人已经换成了吴印咸。在这一年的3月24日，吴印咸接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北平电影制片厂创建在即，急需相关人才，望东影速派人支援。吴印咸二话不说，立即做出安排。支援北影的人涵盖了新闻片组、幻灯片组、音乐组以及录音科、洗印科、美工科、摄影科、秘书科，由钱筱璋带队于1949年4月1日离开兴山，到达长春短暂停留后，4月4日启程入关。
为将北影建设得更加强大，1949年7月和9月，已经成立的中央电影局再次电告东影，分两批把东影照相科和音乐组共29人调往北影。
一时间，北影人欢马叫，一片发展的兴盛之景。正是曾经在东影工作的田方和这70名左右东影员工开启了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辉煌的未来。
不仅如此，东影派往关内随军拍摄的18个摄影队中的10个，为了更加有利于制片，并支持新的电影厂，未及返回东北便划转给了北平电影制片厂。1949年七八月间，又有近20名东影新闻片组的人员调给了北平电影制片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新闻纪录片的制作从东影开始转移到北影。随着不断壮大的新的事业的需要，1953年7月1日，这些人员又从北影划出，正式建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当年东影新闻片组的人员成为新影的最基本的骨干。钱筱璋在刚刚成立的新影厂任副厂长，后于1956年开始任厂长兼党委书记，一直到1980年。
（三）
“我已经接到指示，要离开这里，以后我们常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故走前需要向厂内，及哈、长、沈各地老区干部谈一谈。
我们已有了120多名关内来的、党培养了十几年的党员，比《水浒传》的108将还多些，这是我们这一事业的本钱。”
1949年2月初的兴山，一片隆冬的景色，雪白的沃野连接着起伏的远山。在东影的一间会议室里，由关内老党员干部参加的会议正在召开。袁牧之做了精心的准备，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即将离开兴山赴北平组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临行前，他要把工作做系统安排，同时也是对同志们的一种深情嘱托。
在革命乐观主义的工作旨趣中，与很多人不同的是，袁牧之总是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他说：“我们的事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新的面貌，见到成绩，获致胜利……我们不能仅从乐观方面来看，也要估计到在这局面下发生的危险，这是我离此前所感到不安的……我研究一下，在这新局面下有三种危险的病：一种像鼠疫，一种像白喉，还有一种也许像霍乱。……在我离开前，想替同志们打三针预防针，希望不要有人病倒。我走后，希望留厂的同志继续领导防疫 ；但最好的方法是本着对党对事业负责的态度，自己时刻预防。”
袁牧之为三种危险的病开出的“三针”分别是 ：集中思想、反对经验主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随后，他又向大家坦诚地表示，自己身上有不少缺点，比如，不会领导学习、性子急、脾气差，希望大家继续给予他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共同把事业做好。最后他说：不久的将来，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电影文化生活的普及与提高，这一重担将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应该努力改正缺点，力求进步，承担这个重担。
在会议之前，经与东北局宣传部沟通，袁牧之把东影的领导重任交给了老搭档吴印咸，并确定了进北平筹建电影领导机关的小组成员，共8 个人，主要是党总支书记陈波儿、办公室主任赵伟、美工科杨海洲等。
关内老党员会议结束后，吴印咸主持了隆重的送行会。依依不舍的员工们与袁牧之拍照留念，昔日的战友分别与他热烈相拥。
1949年2月14日，踩着嘎吱作响的白雪，袁牧之一行踏上南下的火车，在人们的挥手中，缓缓离去。
与兴山不同，3月的北平已经春风拂面，温和的气息十分浓烈。
陆定一、周扬等中宣部领导正在等着袁牧之的到来。他们告诉袁牧之，新中国电影领导机关的名称、组织机构的设置都需要马上确定。
经过反复的研究与协调，最终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最高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央电影管理局”，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局下设艺术委员会、制作委员会、私营企业管理委员会和艺术处、制作处、办公室、发行处几个大的部门。电影局的首任局长由袁牧之出任，大名鼎鼎的蔡楚生任艺术委员会主任，史东山任制作委员会主任，陈波儿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月后，电影局的隶属关系转移到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名称仍用“中央电影管理局”。“在中央人民政府第11次会议上，正式任命袁牧之为中央电影管理局局长。从此，袁牧之肩负起了领导全国人民电影事业的重大使命。”
袁牧之，这颗被祖国最北面刚毅的风吹过的种子，由东影输送的籽粒最饱满的种子，从此在京城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吐露芬芳。
（四）
就在袁牧之离开兴山的一个多月之后，又一支队伍从兴山的火车站出发，伴随着隆隆的火车声，过哈尔滨、长春、沈阳，经天津、北平、济南，直奔南京和上海。带队的人是钟敬之，6名东影的骨干与他随行。一路上，看着车窗外解放了的村庄和田野，钟敬之等人心情激荡。
4月下旬的时候，钟敬之等人到达了北平。他们已经听说，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已经在4月21日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长江中下游北岸集结的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按照刘伯承司令员下达的《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确定的战术原则，开始强渡长江，向国民党汤恩伯部、白崇禧部发起进攻。几十个小时过后，三野一部就把红旗插上了南京的总统府。
几乎在同一时间，“南京解放”的号外飞遍了北平城。钟敬之立即联系铁路方面的人员，第二天即赴南京。
车至徐州，战场上的新消息再次传来，三野主力已逼近上海。
形势发展之快令人猝不及防，本来直奔南京接收的东影员工，在钟敬之的调配下，分成两路。因为钟敬之清楚，东影在南京还有4个放映队，至少能为接收增加十几个人手。
钟敬之等人进入南京已经是5月初了，那也许是这座国民党政府用作首都的城市的最好季节。南京4月即已入春，6月才算入夏。
5月的南京，到处郁郁葱葱，秦淮河流淌的历史古意与文化诗情并没有因为战争化为乌有，反而更让人生出怜爱。夫子庙里延续的精神血脉，也还在不间断地灌溉着这片江南柔美的土地。
烟花绚烂中，钟敬之与著名剧作家、导演于伶的手握在了一起。
随即，钟敬之带来的东影人员与于伶一起按路上的谋划，留拓新等人带领两个放映队，在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帮助下，接收南京电影机构，钟敬之则与于伶一起，带领另外两个放映队及其他人员，直奔上海。
此时，南京周边的杭州、南昌等地都已经相继解放，但上海的国民党守军还想利用坚固的工事做最后的顽抗。就在上海被三野主力攻占的前一天，钟敬之与于伶顶着炮火，穿越枪林，进入上海的市区。对于钟敬之与于伶来说，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一街一巷，他们太熟悉了。
5月27日，炮声停歇，昔日中国最繁华的城市被解放军全面占领。住在交通大学的钟敬之等人立即着手接收。此时，于伶的身份是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文艺处副处长，直接负责接管上海的文化、电影机构。6月2日，接收正式开始了。作为中国电影发展的中心，国民党在上海的电影布局也算煞费苦心，他们在这里设了5 个电影厂，分别是隶属于国民党宣传部的“中电一厂”“二厂”和隶属于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制”，另外还有两个电影厂。此外，还有40多个电影院，以及负责电影发行的“总管理处”“电影检查处”等。
扎实推进的接管工作被钟敬之等人以信件的方式雪片般报给已经搬回长春的东影，东影的领导也给他们复信，表达问候，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针对性意见。1949年8月14日，钟敬之等人在给东影的信中表达了接收完成的喜悦 ：“上海的接管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了，接收了五个制片厂，四十个电影院，一个中电管理处及农教办事处，……接收厂中最好的是伪中电一厂。各厂的清点工作于上星期做完。”
不久，东影接到上级的通知，在接收过来的电影资材和人员的基础上，准备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厂，拟任命钟敬之为副厂长，随钟敬之前往接收的人员留在上影工作。1949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了，与钟敬之一起负责接收的搭档于伶被任命为厂长。
于伶与钟敬之信心十足，他们想在中国电影曾经最繁华之所做出更多的努力，让这座昔日的中国电影之都再次焕发光彩。他们首先想增加制片的多样性，于是想到了美术片的摄制。当他们把想法汇报给文化部电影局时，与袁牧之、陈波儿的想法不谋而合。而此时最具制作美术片实力的非东影莫属。在电影局的协调下，东影将美术片组连同组长特伟、技术水准最高的方明等20多人划转给上影。
1950年2月3日，于长春登上火车的特伟等人把在东影练就的技术和眼光带到了上海，并以最快的速度将其发挥到了极致。
在7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共生产动画片《骄傲的将军》、木偶片《神笔》等90余部美术片作品。
为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完全具备了独立建制的上影美术片组在1957年4月被正式划出，成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当年东影的美术片组为班底的工作者们，很快摄制出了中国第一部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等等。
后来，《黑猫警长》《大闹天宫》《阿凡提》等被观众熟知、伴随着几代儿童成长的电影更是不断被搬上银幕。
这是上影的成绩，也是东影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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