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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 Kamakawiwo'ole -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_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过去几个月，我们的“颠覆式变化”一直占据海外媒体头条，居高不下。香港是一个中西方信息、观点汇集地，从这里观察叙事，就像在看一副情绪的定格动画。
在过去9-10个月中，从蚂蚁到滴滴，从教育到房地产，从PE到IPO，从算法监管到精神鸦片，从“过高收入”到回馈社会，从酒文化到娱乐圈，然后净化自媒体；最终到达“共同富裕”——资本向人民回归，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转变；人民群众再次成为主人翁。
如果把叙事变化的过程视觉化，就像一滴墨水滴进一大杯清水里，很快散去，分析师先是忽略，坚信一定会被稀释；但是没想到后面又来一滴，又一滴，又来一滴......以至于现在大家觉得这杯水也许原来不是水，而是一杯墨汁，或者肯定很快变成墨汁。
那市场、或者境外投资者的反应如何呢？当然是震惊，到现在为止可能下巴都还没合上。分析师从一开始把蚂蚁金服和滴滴只当做一个孤立事件来看，到9个月之后，市场上一片“友邦惊诧论”——外国投资者发现自己这么多年依然不了解中国。
迄今为止，MSCI并没有调整中国权重——它们的主要观点，包括大部分在中国市场投资多年的大型投行，依然觉得这是政策和周期性技术调整；这也代表了绝大多数分析师，试图以类似的方式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争先恐后地预测下面哪个行业会受到打击。
至于经济学家们，或者是经济学者，似乎也还在用思维惯性，理解为新自由主义下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转变。但同时，也有一些分析师开始觉得这不是一个投资、金融市场、甚至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发现这也许根本是一场意识形态讨论。但即使是悟到了这一点，也发现：现在的中国，并不是他们所认识的那个中国；似乎要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之前，重新学习（因为绝大多数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其实都是从邓小平开始的）。问题是那个时候没有股票市场，也没有资本市场。
小跑收集了国外的媒体、研报、经济学人、播客和采访中的讨论（真的很多），以及他们的逻辑和分析，请刘院长评判一下。（必须强调：阴谋论和故意唱空的不在讨论范围内，只收集理性的、客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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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绝大多数分析基本上都是从去年11月蚂蚁金服事件开始。很多国外友人不理解：为什么要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为什么瞄准的都是一些最“成功的”、“重要的”科技公司？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不希望在教育上花费大量的金钱？必须真正具有竞争力？保护工人权利？保护用户数据？但是真有这么简单吗？中国到底想做什么？
一种观点：将所有“动作”——打击互联网巨头、打击垄断、打击教育、打击游戏、打击娱乐业、打击房地产、打击公众号言论——分了类，并用四个关键词概括出来：建立法治、双循环、家庭价值、共同富裕。这么一看，也许不是专门针对科技公司，只是因为这四个关键词和它们都有交叉。
另一种观点：中国人有广泛的意识，似乎大型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快要和政治家一样强大——这不可能被允许，不能容忍任何商业领袖能够挑战其权威的看法。
无论哪种观点结论都是：在管理自己的国家时，外国投资者并不在中国的考虑范围，至少绝对不是优先级。
问题二：为什么行动得这么快？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且为什么直接行动，没有征询流程、或者广泛征求民众意见？
这个问题主要是在和美欧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比较。比如美国，两党都有很多政客抱怨Facebook，亚马逊。有些是重叠的，也有对其过大权力的抱怨。在美国和欧洲发生了很多监管行动，但这些诉讼似乎没什么痛痒。也许会有一大笔罚款，或者一些州的检察长会起诉其中一家公司，然后四、五年后才“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但也似乎什么都没做。
尽管如此，从理论上讲，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在选民和政府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反馈机制。很明显，中国并不会这么做。
2013年十八大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贯彻落实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中都提到过，其实很连贯。
问题三：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一定在这个时点？为什么在全球疫情还没结束、经济相对脆弱、同美国对抗升级？
有不同的分析：
因为新冠疫情延迟了一年，所以在明年之前要全部落实。
我们的互联网领域低管制时间太长了。而新冠是重要推动力：政府意识到在新冠期间网民人数大幅增加ーー当然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这样ーー所以现在已经不能再让这个无人管理的空间持续太久。房地产也是类似情况，疫情把问题暴露时间拖延了，流动性增加缓解了很多兑付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中国至少在未来12个月内不会开放边境，甚至可能会持续很多年。大部分中国人现在不想离开中国，在维持边境关闭方面并没有付出太多代价，能够处理很多问题。
问题四：太出乎意料了，太极端了，中国市场还可投资吗？
软银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不会继续向中国投资。边际新增国际资本不确定了。索罗斯甚至在《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讨论法律应该禁止投资者向中国投资。
投资者的记忆只有三秒。
问题五：难道半导体，战略上关键产业的扶植真的需要从消费科技中挤出资金？这对整体投资意味着什么，这是将更多投资引入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的最佳方式吗？
两种观点：1）向投资者发出信号，不应该在那里部署更多的资金；2）向这个国家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应届毕业生发出信号。很多人仍然非常想进入金融界、大厂、消费者互联网；而不是去研究更难的技术，比如生命科学、半导体和航空。
小跑想起《说谎者的扑克牌》作者迈克尔刘易斯，曾经试图鼓励一个读海洋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去攻读海洋生物学，但是写了《说谎者的扑克牌》之后，一群海洋生物学学生给他写信问：我怎么才能去华尔街？
最聪明的年轻人更热衷于在对冲基金、消费互联网、大厂、娱乐圈工作，而不是专供更难的技术、制造业。习主席去年讲话中有提到：数字化很重要，COVID已经证明了；但是我们绝不能失去制造业，实体经济是至高无上的。
国家需要半导体、生命科学；孩子们不应该玩太多游戏，看太多综艺，为了考试补习太多；而应该培养在洁净的半导体工作室里工作的兴趣（这一句是开玩笑）。
问题六：有一个问题不断被提起：德国模式。也许中国会变成德国？
最近小跑学习到了一个新词：莱茵兰资本主义。
“莱茵兰资本主义”（Rheinland capitalism, Rheinischer Kapitalismus）是法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1991年在《Kapitalismus vs. Kapitalismus》(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以德国，荷兰等国家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与英美为代表的政府较少监管，自由市场经济的盎格鲁萨克森资本主义对立：是一种更为有效，劳资关系更为稳定的资本主义形式。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强调企业对职工的责任，并且强调以产品质量和服务为企业竞争的着眼点。虽然这一模式也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但不是把市场看成唯一的尺度，而是强调企业不仅要为股东负责，也要为职工负责，企业不得随意压低工资，因此价格竞争的空间也非常小。
德国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日本在战后经济发展中也遵循这一模式。德国经济在莱茵兰资本主义模式下，工厂不敢轻易关闭，也无法随意解僱工人，只能从技术上培养工人。
企业对职工负有责任这种企业伦理在德国已经完全被制度化了，比如，企业董事会中设立职工董事来代表劳方利益。这些代表必须在工友中竞选产生。他们和资方代表一起共同决定工作时间、休假、僱佣、裁员、甚至技术投资等等关键性问题。企业之间的竞争重在经营、技术、工艺水平，根本没有空间靠压低工价来提高效益。
问题七：关于企业家精神。这么多巨大的企业家精神成功故事，突然之间就被黑化化了。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来看，这对科技行业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次正在进行的技术打击最糟糕的结果，会彻底摧毁中国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无论如何都会创新。引导是必须的。
改革并没有真正摧毁人们想要“成功”的愿望；虽然没那么容易了。政策引导更多归结为一种精神上的、文明价值观；并非所有类型的企业家精神都是好的。
中国似乎正在经历自己的“镀金时代”。在镀金时代，有企业家和创新，也有很多小贩和骗子；如果必须鼓励企业家精神，那么至少不能通过创造金融风险、制造焦虑、破坏下一代的方式去发挥企业家精神。
问题八：今后应该和那个监管部门打交道？
许多法规的框架已经相当完善了：六月份通过了数据安全法，八月份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大部分是完整的。
外国企业和投资者更习惯和发改委、人民银行、证监会和银保监会“打交道”；更熟悉去研究哲学部门。现在它们认为最大的不确定性是“网信办”（CAC）——由国务院管理，是一个党和国家的双重组织；CAC把算法和数据提高到“枪杆子笔杆子”的高度——监管金融媒体，监管算法；分析师需要重新研究我们的监管思想。
问题九：从前投资者不会太关注领导讲话、党史、读《求是》杂志、看人民日报；从今以后是不是会成为一项基本工作？
答案是肯定的：这里是一个可以得到“公平警告”的地方。
问题十：一个人如何能够正确地分析一个以马列主义毛泽东为指导思想的政治经济体未来可能的发展；而不首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这才是首先要做的功课；至少先构建一个正确的假设。
“共同繁荣”可能是一个“新共识”的领头羊，它在当前背景下的含义，以及在全球市场和地缘政治的可能影响，也许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共同富裕也映射出了一些全球“边角”背景：西方主流媒体增加了“Equality（公平）”报道的版面：关心有色，关心少数，关心贫穷，关心粮食和蔬菜；与“Wealth（财富）”版面楚河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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