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期：中国离制造强国还有多远

2022-09-17 19:26:1412:09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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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小伙伴，我是涂涂。感谢收听“商界三人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让我们一起学会透视商业本质！
本期节目，让我们为了祖国的强大发出灵魂拷问——中国离制造强国还有多远？
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中国制造业，其竞争力在全球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苗圩（yù）在今年中国“两会”的发言中提到：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至少还需要30年。
这可谓当前较为清醒的判断。中国制造业在经历短缺时代的简单模仿阶段后，现在多数产品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企业面临升级或转型的阵痛，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释放和未来的经济形态，也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转型将如何完成。
站在经济总量的角度看，中国制造业早在2010年就登顶世界第一宝座，当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的19.8%，此后占比持续攀升，2019达到28.1%。并且，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最齐全工业门类的国家，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
目前，中国已在核电、高铁、航天等领域有了重大技术突破，但中国制造整体落后30年这一说法也绝不是凭空臆想。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对几个制造业大国作过深入研究，去年底发布的《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美国以168.71的指数值处于第一梯队；德国、日本分别以125.65和117.16的指数值位居第二梯队；中国则处于第三梯队之首，指数值为110.84，韩国、法国和英国同属于第三梯队。与上一年相比，各国的队列分布没有发生改变，而我国整体提升最快。
这份报告发现，中国除规模占优势外，质量、结构、可持续发展等指标都与前两个梯队存在明显差距，如制造业增加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世界知名品牌拥有量、研发投入强度等等。以效益为例，中国仅为美国、日本的1/4~1/5，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常年在20%左右，而美国、德国则高达30%以上。另外，中国制造业的能耗很高，产品成本仍在持续攀升。
这些数据为苗圩的上述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注解，而刚刚发布的中国“十四五”规划将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作为单独一章，也正隐含此意。
出于保住制造业基本盘及就业考虑，不少人对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下降表示担忧。2019年的占比降到27.1%，2012年这个占比为31.5%，是近年来的最低水平。苗圩对此提出： “这不仅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观察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历程就会发现，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抬高，第二产业、制造业占比下降是其经济的发展规律，在不过多的人为干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预计也将走出这样的趋势。所以，真正的关注点不得不转向质量、效益和由此体现出来的竞争力。
当工业化的浪潮过去，中国制造的状况是：一方面大量产品都能制造，但往往产能过剩、供给老化。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不出来的，通常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又极高，属于高精尖领域，其背后则是长期的科研攻关。
因此，更值得担心的是自身研发投入的不足甚至停滞。2019年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也就是研发经费与GDP的比值）从去年的2.32%下降到1.45%，下滑明显，而同期全国总体的研发投入强度却是上升的。
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开启的对中国关键技术和科技企业的制裁、禁售，以及芯片断供，使得华为等公司遭受到严重打击，加之新冠疫情突袭，中国国内对制造业缺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风险的担心陡增，中国制造的软肋显露无遗。
高端芯片不仅是华为之痛，也是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和制造业被“卡脖子”的地方。中国每年进口芯片3000多亿美元，即使在美国制裁下的2020年，中国进口的集成电路仍然高达3600亿美元。中国制造不只缺乏高性能芯片，还缺高端数控机床、传感器、光刻机、大型主机、高精度机械手、以及操作系统等等……甚至连数码相机、抗癌药、基因检测仪等设备，也主要依靠进口。
把时间往回拉，回看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互联网、移动电话等新技术、新产品都是发源于美国。美、日、德等国通常处在这些技术的源头，而在纵向产业链下游的中国，遇到地缘政治或国际环境变化，则明显感到受制于人。对中国制造的各类担忧，本质上是企业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基础研究和机制环境出现了问题。
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源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少，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较长时间徘徊在5%左右，直到近两年才有所改观，2019年首次达到6%，2020年则增加到6.16%。要知道，同时期美国的基础研发投入总额和产出均是世界第一，其投入比重在15%~17%，而且，经费来源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而中国来自中央财政的比例超过80%，地方和企业投入微乎其微，企业投入甚至不到日本、韩国的1/10。基础研究投入如此之低，自然谈不上原创性和颠覆式的创新了。
企业不愿投入基础研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讲，研发投入如同风险投资，成功概率极低，结果非常不确定，大部分投入注定是“无效投入”。而能否接受研发创意的无效投入，正成为企业转型的首要一关。
特斯拉、苹果等典型的制造业翘楚，已经让中国企业看到，先进的制造业正变得越来越“软”。如果我们还把特斯拉与福特、通用这类传统车企相比，就很难理解其股票市值在一年半时间增长16倍的事实。在制造和装配的背后，最终决定特斯拉、蔚来们谁能胜出，将是智能驾驶、物联网、大数据和软件等方面的角逐。
这里所说的“软”，就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整个过程中，纯粹制造环节所占价值量的日渐变小，而由研发、创意、设计、品牌、技术、消费场景设计、消费者体验等价值量的占比越来越大。
研发、创意的产生都是不确定的，它来自于人的创造性思维，有时是异想天开，有时是灵光一闪，因此，企业和社会要解决的，是如何吸引、聚集能产出那些idea的人才，并创造出相应的环境。
关键技术卡脖子，似乎表现为企业和政府财力投入的多少、技术攻关的难易这类问题，本质上却涉及基础科学研究、教育体制等重大问题，过度强调自力更生、加大投入，对少数产品可能有效，多数时候并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进一步对外开放，改革教育体制，完善产权保护才是更可行的路径。
短缺经济时代，我国企业利用中国人口、土地等资源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完成了中国制造的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不少学者认为，这个过程主要靠的是学习模仿，靠的是企业家的套利活动，而中国要想成为制造业强国，唯有依靠企业家的创新，唯有依靠国家体制的支持。
美、德、日等国成为制造业强国，靠的正是一批创新企业家的引领，他们创造了新的产品、新的原材料、新的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甚至创造了新的产业。就现实而言，“中国企业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新产业”，这是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张维迎的结论。
在5G领域保持全球领先的华为公司，对研究人才和颠覆式创新有切身感受，华为的年度研发支出超过中国多数省份。其创始人任正非去年访问国内多所名校时，所强调的正是基础科学、前沿学术、关键技术等领域。
这类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活动，对制度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知道，企业家、创业者只有在具备长远打算的前提下，才会专注技术突破，以恒心经营企业，这就需要形成保护私有产权和人身权利的制度基础、法治社会，放松管制，让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让民营资本能够平等获得各类资源要素。
要想让软性价值在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占比逐步上升，以研发、设计、品牌、流量、体验来满足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需求，这样的发展趋势必然需要企业的创新活动，实践并完成这个创造新供给的进程，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才可能跨入新阶段。
各位小伙伴，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中，你们看到了什么商业机会？欢迎在评论区交流分享。
我是涂涂，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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