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公布李某迪照片，侵犯隐私权吗？

讲述听得懂的热点，表达看得见的情绪，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订制的节目补壹刀，我是李小飞刀。钢琴演奏者李云迪因为嫖娼被抓之后呢，引发了公众的大规模讨论。近年来，一些演艺明星吸毒、嫖娼或偷税等事件频见报端。其中常引发争论的问题是，执法机关、新闻媒体公开违法明星的姓名和照片，是否侵犯了明星的隐私权？就这个问题，“补壹刀”也是请教了浙江大学的法律专家高艳东老师。

高老师告诉我们，保护隐私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但是，在隐私权诞生之日，公众人物与普通民众的权利范围就有明显差别。现代社会为公众人物隐私权确立了几条例外规则：公众人物少隐私、公共利益无隐私、违法行为非隐私。

公众人物隐私权的范围比普通人小，是现代社会为保证媒体监督权而确立的基本规则。在196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法官首次采用了“公共官员”的概念，认为媒体对其的一些批评或报道即便与事实有出入，只要不是出于“实际恶意”，就无需承担法律责任。随后，各国法律逐渐接受了“公众人物隐私权受到限制”的理念。我国亦然，2002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在“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侵犯名誉权案”中，首次使用了“公众人物”的概念，认为媒体对球星范志毅涉嫌赌球的报道，虽然事后被证明为谣言，但系满足社会大众对公众人物的知情权而进行的监督性评论，因而未支持范志毅的诉讼请求。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隐私权的范围因人而异，普通人的隐私权受到广泛保护，但公众人物需要向社会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公众人物的部分私生活内容，也要让位于民众的知情权。在1984年的美国的Oliver Sipple案中，Sipple是阻止刺杀福特总统的英雄，也是同性恋者。加州上诉法院本着“了解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是民主社会中民众的正当权利”的理念，认为其同性恋身份并非隐私内容。

对普通人而言，家人信息（如经商或定居国外）、资产情况等，都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但对政府官员而言，这些信息因廉政建设而必须填报，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同样，明星作为“自愿型公众人物”，通过媒体、粉丝获得了巨额利益，就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利益与责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明星通过各种正能量的人设，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就应当承担比常人更高的社会责任。其逻辑类似于，球星在胜利时可以享受粉丝的欢呼，在失败时也应当接受球迷的嘲讽。

在明星的行为涉及公共利益时，我们不能放任明星做“两面人”，在镜头面前把自己包装成道德楷模，离开镜头就变成浪荡公子。如果王某凯在生活中是烟民，却担任禁烟大使收获大量点赞，这就是身份欺诈。媒体监督要防止镜头表演者欺骗民众情感、损害公共利益，例如，在“英国名模奥米·坎贝尔戒毒曝光案”中，英国《镜报》报道了坎贝尔接受戒毒治疗的信息，并公布了她离开戒毒所的照片。坎贝尔起诉后，英国上议院审理认为，坎贝尔向媒体撒谎，树立了远离毒品的良好形象，媒体通过报道还原事实符合公共利益，只是不应公布坎贝尔戒毒的细节照片。

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干着坏事、立着牌坊”的荒谬逻辑。在某钢琴家嫖娼案中，他担任了广州市代言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形象大使等社会职位，其生活方式、言行举止就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形象大使需要的不仅是超凡琴艺，还包括良好人品。例如，脏话连篇不是法律问题，却是形象大使的否决因素。

换言之，对普通人而言，吸烟只是个人选择，出轨也只是道德问题。但禁烟大使吸烟，形象大使出轨，就不仅是个人道德问题，更事关社会基本价值乃至国家形象。我国法律也确立了“隐私权服从于公共利益”的原则，《民法典》第999条规定“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姓名、名称、肖像、个人信息等。”因此，普通大众的隐私，很可能就是媒体对公众人物的监督内容。

在确立“公众人物隐私权受限”的基本法则之后，还需要追问，明星隐私权应当限制到何种程度？

首先可以肯定，公众人物也有隐私权。任何文明国家，都不会允许在明星家中安装摄像头进行偷拍。戴安娜王妃曾长期遭受狗仔队的贴身跟拍，1997年8月，在黛安娜巴黎车祸死亡事件后，陪审团裁定司机和狗仔队的鲁莽驾驶是车祸原因。随之，英国开始反思公众人物的隐私保护问题，并通过了《免受骚扰法》，防止媒体对公众人物的过度骚扰。当前，英国媒体形成了“红地毯规则”，即公开活动的采访报道不受限制，但公众人物的私人活动则应受隐私权保护。

但是，“公众人物私人活动受隐私权保护”有一个例外，即违法行为非隐私。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们也不能苛责公众人物成为道德圣人，但是，做守法公民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公众人物更应该成为守法模范。公众人物的违法行为，就不再受隐私权保护。

一方面，公众人物的行为具有示范效应，其怪异、违法行为都可能被粉丝模仿。普通人吸毒、酒驾只是个人违法问题，但明星吸毒、酒驾会形成群体越轨现象，尤其是青少年。同样的违法行为，明星与公众的社会危害性完全不同。虽然基于同案同罚原则，执法机关不会加重明星的法律责任，但是，其应当受到更大的谴责性，封杀、道歉等就是必要举措，这都需要公开其个人信息以正本清源。

另一方面，公开公众人物的违法信息，是确立法律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必要手段。普通人违法乃至犯罪，在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之外，法律会尽量尊重其隐私权，避免其“社会性死亡”，以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改造教育效果。但是，公众人物的违法行为，不应受到隐私权的保护。我国民众长期对特权者有本能的警惕，执法机关公开公众人物的违法行为，可以有效打消群众顾虑，确立法治信仰。例如，对官员的贪赃枉法，政府网站都会实名公开而无需保护其隐私权。同样，在一些明星打人、猥亵等案件中，及时公开涉案人的违法信息，可以打消社会公众对执法腐败的担心。正因如此，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0条规定了“应当公开的信息”包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显然，明星属于“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

因此，在违法犯罪案件中，明星和路人需要被差别对待。在明星吸毒、嫖娼案件中，执法机关会公开明星的个人信息，但会对卖淫女、陪吸者的个人信息进行技术处理。

法律不能有道德洁癖，公众也不能有圣人情节，但是，公众人物应当坚守法律底线。政府公开公众人物的违法信息，既是公众知情权的需要，也是维护公共利益的要求。如果执法机关都低调处理公众人物的违法行为，必然会带来“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质疑。政府客观地公开、媒体中立地报道公众人物的违法行为，并非丑化其形象，而是维护法律平等观念，推动社会健康发展。只有对公众人物坚持“法律面前无明星，违法行为非隐私”的原则，才可建立起一个积极向善、公开透明的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