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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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一生读文章无数、写文章无数、改文章也是无数，他的一些重要文稿几十年不间断地反复修改、一些重点篇目修改十几遍乃至几十遍，都是常有的事。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诲人不倦，如同一个教书先生、语文老师，手把手教下属写文稿、改文稿。1950年11月22日，毛主席致信其秘书胡乔木，写道：“乔木同志：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要写完全的月、日，例如十一月二十二日；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只在看报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许写姓不写名，例如刘邓，陈饶等；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京津沪汉等省称；还有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乍看这封信，如果把抬头、落款以及人名隐去，大多数人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小学语文老师在教学生改作文，他心细如发、一丝不苟、严谨专业，就连年、月、日如何标注，姓名、地名、机关名如何简称，主语、宾语、形容词、副词等如何规范等，都作了专业的、耐心的、细致的交代，让我们领略到了毛主席的平民领袖风采，以及作为一个文稿大家的专业精神，他没有把自己当作领袖高高在上、管大不管小，而是如同一个师长事无巨细、精心指导。
1958年3月22日，毛主席致信时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写道：“滕代远同志：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路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用多少钱，有无可能，每一个五年各需用多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可以在回京后，跟一些同志研究之后，再行改写，不惜反复修改。三张图印得不大好，地名字太小，又不明显，有些地名看不清楚。三图现退还，请你用黑墨水笔在偏僻地名上重写出看得清楚的字，于本日下午交我。熟习的地名不要重写。”这封信是主席对新中国铁路建设的安排部署，彼时，正值“大跃进”的酝酿、造势阶段，各条战线正准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铁老大”也不例外。很显然，信中所提到的文件，并没有达到主席的要求，尤其是主席想了解和掌握的信息几乎没有提供，比如，铁路建设的目的是什么、现状如何、成本几何，等等，根子在于对铁路工作没有深入进去、没有研究清楚、没有做到心中有数。这封信较为直观地反映了主席的文稿观，那就是：文件、文稿不是文字本身，而是工作的需要；凡是工作上没有思考深、谋划透，文件、文稿就写不清楚、交代不清楚；对文件、文稿采取应付了事的态度，就是对工作无所用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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