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讲奸臣当道，君主蒙蔽，那是国家混乱的表象。怎么治理才好呢？
韩非子说，懂得法术的人担任大臣,是能够进献法术的主张,对上彰明君主法令,对下制服奸臣,以便崇尊君主而安定国家。因此法术的主张能够进献于前,而赏罚也一定使用于后。
君主真正懂得法治的措施,而不迁就于世俗的言论,根据名实是否相符来判定是非,靠比较检验实际效果来审查言词是否正确。因此君主身边的亲近宠幸之臣,知欺诈奸伪不能够得到安乐,一定说:“我不抛弃奸诈谋私的行为,竭尽智力来侍奉君主,而用相互勾结、对人妄加赞扬和诽谤来求得安乐,这就像背着千钧的重量陷入了无底的深渊而寻求生还,一定没有希望。”各种官吏也知道谋求奸利不能够求得安全,一定说:“我不用清洁廉正来奉行法令,而用贪污之心违反法令来谋取私利,这就像登上高山的顶端堕入到峻峭的山涧溪流而寻求生还,一定没有希望。”安乐和危险的道路像这样明显,君主身边的近侍怎么会用虚假的言辞来迷惑君主,而各种官吏又怎么敢用贪污之心来侵害百姓?
因此，臣子能够呈现出他们的忠心而不蒙蔽君主,臣下能恪守职责而没有怨言。这是管仲之所以治理好齐国,商鞅之所以使秦国富强的办法。
由此看来,圣人治理国家,本来就有使人不得不爱我的办法,而不依赖人根据自己的私心偏爱而为我效力。
依赖人根据自己的私心偏爱而为我效力就危险了,依靠我使人不得不为我效力的办法才平安。君臣之间不存在骨肉间的亲情,依靠正直的途径可以得到利益,那么臣子就会尽力侍奉君主；依靠正直的途径不能获得安全,那么臣子就会采用奸术来侵犯君主。圣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就设置奖励和惩罚的措施来昭示天下。
因此，君主虽不亲口教化百官,不亲眼搜索奸邪,而国家已经治理好了。君主,不需要视力像离娄（离娄，黄帝时期的人，能看清百米外的细微东西，视力特别好）那样才叫做眼明,不需要听力像师旷（春秋时著名乐师，善弹琴，辨音力极强）那样才叫做耳聪。观察事物如果不运用法术,而要等待亲眼看见才以为看清了,所看到的东西就少，这不是不受蒙蔽的办法。听取情况如果不借助有利的形势,而要等亲耳听见才算是清楚,所听到的东西就少,这不是不受欺骗的办法。圣明的君主,使天下的人不得不为我看东西,使天下人不得不替我听情况。
如果这样，君主身在深宫之中而明察四海之内,而天下人不能蒙蔽不能欺骗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愚昧混乱的办法废除了，而耳聪目明的权势运用了。
所以，善于动用权势的国家就安定,不懂得凭借权势的国家就危险。
古代秦国的风俗,君臣都废弃法令而实行奸私,因此国家混乱军队衰弱而君主地位卑下。商鞅说服秦孝公用改变旧风俗来明确奉公为国的原则,奖赏告发奸私,抑制工商业而推动农耕。在这个时候,秦国的民众习惯于旧风俗有罪可以获得豁免,无功可以获得尊显的惯例,因而轻易触犯新法。所以对犯法的人惩办严厉而坚决,对告发奸邪的人奖赏优厚而守信,所以奸邪的人被捉拿受惩罚的很多,老百姓痛恨埋怨，众人的责备声每天都能听到。秦孝公不理睬这些,坚持推行商鞅的新法。老百姓后来知道有罪一定会受惩罚,而告发营私奸诈的人很多,所以老百姓没有人犯法,刑罚没有施加的对象。因此国家治理得很好而军队强大,土地广阔而君主尊贵。
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隐瞒罪犯的刑罚重而告发奸邪的奖赏丰厚。这就是使天下一定为君王视听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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