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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思维这么好，那为什么绝大多数人一天到晚忙忙活活，甚至是疲于奔命，都是在做下游的事情呢？因为跟下游相比，上游思维有三个不利之处。
第一，下游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而上游的问题不容易被看出来。
第二，下游问题的责任非常明确，该是谁的事儿一清二楚；而上游问题没有明确的责任人。
第三，下游的问题都比较紧急，不解决不行；而上游的问题常常是“重要而不紧急”的。
这一讲咱们先说前两点，发现问题和为问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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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鹊是个医生，因为总被哲学家拿来说事儿，好像自带一种哲学气质。我觉得扁鹊的医术很可能并不比他大哥差，是生活给了他沉痛的领悟。你想必听说过“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扁鹊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但是桓公 —— 据考证其实就是齐桓公 —— 没当回事儿，说“寡人无疾”！桓公不但不听，而且还指责扁鹊“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
这句话可就厉害了。你们医生不是整天鼓吹什么“治未病”吗？我看你们是专门给没病的人治病，邀功请赏！结果桓公因为错失治疗时机病死了。所以如果医生要说话，那可能不是好消息 —— 但是你千万别训诫说话的医生。
如果你是扁鹊，你应该怎么办？
你有上游思维。你认为这里有个隐患，但是别人可都觉得没问题。而且就算有问题也不是你的问题。你作为一个旁观者，想要去解决一个在别人看来不存在的问题，你说这得有多难。
没有人要求你去做，也不是你应当做的事情，它不紧急但很重要，所以你主动要求去做，这才叫上游思维。
由此观之，有上游思维的人，恰恰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士”。士有一种责任感，士总是积极主动。我是国家的栋梁，我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你们说我多管闲事，我偏要管。
希思书中有很多案例，我们看看士是怎么做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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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是一位马上要生小孩的女士。宫缩已经开始了，你到医院准备生产，医生一看各方面指标都很正常，给你注射了催产素。你在病床上躺了12个小时也没生，于是医生决定进行剖腹产。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孩子很健康，你产后恢复得很好，一切都没问题。
但是有一天，你回想起生产的过程，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当时医生为什么要剖腹产呢？是，剖腹产现在已经是非常标准化的操作，应该很安全 —— 但这毕竟是个大手术，肯定有风险，再说对孩子也不好啊。好好的为什么要挨这么一刀？
你上网查资料，发现现在中国剖腹产的比率竟然达到了46.5%。这正常吗？怎么可能有将近一半的产妇难产呢？你觉得这肯定有问题。
补充一点背景知识。剖腹产的比例，欧洲是20%-30%，美国是32%。巴西大概是剖腹产比例最高的国家，是57% —— 而在巴西的高端私立医院，比例甚至达到了84%。巴西人认为剖腹产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但就在巴西，有一位女士经历了这些之后，决定采取行动。
她调研发现，剖腹产越来越流行，是因为它对医生有好处。手术费用高就不用说了，一个关键好处是可控。顺产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可能24小时过去了，医生都倒了好几班，孩子还没生下来。而剖腹产则是医生想让你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手术只需要两个小时，一切都可以按计划执行。现代人非常非常喜欢可控。
这位巴西女士向政府提交了报告，要求立法。她发起了一个社会运动，向很多医院呼吁减少剖腹产的比率……因为这样的人的努力，巴西剖腹产的比率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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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两种人更像是在下游解决问题的人 —— 鲁迅说“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我看后面这两种人更像是有上游思维。他们不是在解决别人给指定的问题，他们是没事找事。
没事找事的最大难点就在于本来大家都认为“没事”。
再比如说性骚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的观念中，职场性骚扰被认为是正常的。有人公然在书里就写，职场女性应该把性吸引力当做找工作的优势！
美国没有妇联。美国政府没有号召人民跟性骚扰作斗争。美国人民也没关注性骚扰。是1975年，有一个叫林·福莱（Lin Farley）的记者，说这不对。“性骚扰”这个名词就是福莱发明的，她想要通过这个名词让人们意识到性骚扰是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想见，福莱可能会面对社会压力。你为什么不坚持正面报道呢？你为什么非要讨人嫌呢？因为福莱是个为民请命的人。福莱*发明*了一个问题。然后人们意识到这真的是个问题，才会想办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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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从来如此，便对么？”上游思维要求你有这样的质疑精神。不过质疑并不是都意味着非得拼命硬干，有时候能意识到有问题，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1999年，美式足球职业联盟的新英格兰爱国者队来了一个新队医。当时球队受伤情况很普遍，但不管是运动员、主教练还是俱乐部，都认为受伤很正常，职业球员就得有经常受伤的觉悟。
但是这位新队医认为受伤不正常。他经过观察和研究，认为之所以有这么多伤情，是因为训练不得法，特别是没有针对避免受伤的专门训练。
他开发了一套根据每个球员不同体型、体重和场上不同位置的针对性训练方法，特别强调如何避免腿后腱受伤，这也是最常见的伤情。结果球队的腿后腱受伤次数，从每个赛季22起，降到了3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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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芝加哥市的公立高中毕业率只有52.4%。对咱们中国人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这就好比说重庆市一半的高中生毕不了业！而高中毕业对美国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比没有高中毕业的人能高出1/3。这还不算那些没有高中学历的人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但是美国人对此习以为常。没人认为如此低的高中毕业率是个问题。直到有一天，有人用数据分析，高中毕业这件事儿其实是有门道的……好像并不是芝加哥的高中生天生就应该难毕业。
这个研究发现，是学生在高一的成绩，决定了他能否顺利毕业。只要他在高一这一年跟上了进度，哪怕成绩不太理想，只要能勉强跟上，将来也能毕业。
芝加哥教育界这才意识到，毕业率是有可能提高的。
问题出在哪呢？芝加哥的教育系统没有初中，一个孩子从学前班到八年级都是在同一个学校上学，然后九年级换到高中再念四年。高一，等于是孩子第一次离开了自己从小长大的学校，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去学习，老师、同学和课业要求都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对十四岁的孩子来说，这是脆弱的一年。
找到了问题，就容易找到解决方案。以前学校把最好的老师放在高四，现在放在高一。以前的老师是按照学科分办公室，现在是高一的老师都在一个办公室。老师们可以聊一聊每个学生，了解学生，知道每个人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才能去帮助他们。
结果到2018年，芝加哥的高中毕业率达到了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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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们意识不到上游的问题呢？希思引用了一个心理学名词叫做“inattentional blindness” —— 不注意造成的盲点。因为人们没往那个地方看。学校关注的是毕业班，老师关注的是自己这个学科。要不是那些外来的“大数据专家”在这写论文，根本就没有人专门考察高一的经历对毕业率有什么影响。
一方面是看不到，一方面是没人负责。
如果所有人只是各司其职，只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上游思维就是不存在的。比如上一讲说的Expedia 公司，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职责，没有人为客服电话太多负责。
在这样的局面里，有些人即使想到了，也觉得自己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 他会认为自己*没有资格*管这个事。这个心态被称为心理旁观（psychological standing）。
有句话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上游思维恰恰要求你不在其位也谋其政。那怎么才能唤起人们的责任感，让人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参与一个看似跟自己无关的行动呢？一个好办法是直接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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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做过一个实验。比如你发起一个公益项目，如果这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项目”，学生们的热情并不太强。但如果你说这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男生和女生的”项目，学生们的参与度都会高一些！哪怕是这么笼统地点名，也能让人感觉自己和这个项目的关系更近了。
再比如说，现在美国的法律规定，小孩子坐车的时候不坐专门的儿童座椅是违法的，这个法律是怎么来的呢？以前没人认为儿童应该有专用座椅。一般人说，家长们不会在意的。
是有人在儿科医生看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说你们儿科医生最关注孩子的健康吧？儿童座椅关乎到孩子的生命安全，你们不能不管吧？结果儿科医生站出来说话，才推动了儿童座椅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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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游思维，这一讲我们说了两点。
第一，在别人看不见问题的时候，你得能够发现问题。
第二，不是你的事儿，你也要当做你的事儿。
这才是上游思维。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没有上游思维。有的人认为什么都应该交给政府，个人根本就不应该出头，我认为那是不对的。我认为政府是由部门组成的，就像 Expedia 公司一样是有盲点的。我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点上游思维。
今天我们的社会中，有一些人，出于公义之心，想要做一些事情。可是社会对这些人有点过于苛刻了。他们常常被视为“麻烦制造者”，被指责是没事找事，是在给国家抹黑。很多人挑他们的刺，说他们是不是想出名，是不是有私心，挖人家各种料。
希望这一讲能让你意识到那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有多难。下次遇到他们就算不能帮忙，也最起码给人家一点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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