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城市演化论（33）城市设计的语言（2）

在方格网之后，我讨论一下城市设计的另外一种语汇，放射状道路。

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放射状道路，可能是巴黎凯旋门为中心的那个环岛，从这个环岛放射出去12条街道笔直的街道。或者从罗马古城北端的人民广场Piazza del Popolo，向南辐射出去的三叉戟形状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大连的中山广场和沈阳的中山广场也是类似的设计。

如果说方格网几乎到处都是的话，那么，放射状道路的设计并非所有城市都有，是相当不平常的一种设计。

放射状道路，具有很明确的中心感。有时候，就很直白的，放一些纪念性物体在这个中心点上。比如凯旋门、比如伟人的巨像，比如方尖碑。这种放射状的设计经常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其调子，非常人工、刻意、非常具有仪式感；给人一种皇皇帝都的印象。

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大地上更大尺度的图片。如果你找一张地图，放缩到一定的尺寸，你会发现，北京这种大城市周边的高速公路网，就是呈现一种放射的形态。十几条高速公路通向所有方向上的卫星城和更远的城市。即便在城内是方格路网，一旦出了传统市区的范围，城市间道路就会脱离路网的束缚，朝向目标而去。

而每一个城市，都是如此，和它们周边的主要目的地有相对比较直接的道路相连。

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各自是一组放射形道路的中心，共同构成一个蜘蛛网状的公路交通系统。

自发的放射状路网，比较常出现在城门外。比如卢卡的很多城门外面，你都会看到通向左前，正前和右前的三条道路。

北京的前门南面，也存在很多斜街组成的放射状路网。

在方格路网里，你去哪里都要拐一个或者若干直角弯，没有斜向的捷径。与之相对，放射状的路网就是通向中心的捷径的组合。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说，放射状路网，这种设计语言，也很大程度上取材于自发秩序里，各个地点向中心汇聚的这种自然的趋势，这种趋势显然也是以效率为基础的。

放射状的路网，还有其他的实际效果。

第一，比如，通过中心位置的地标建筑，在城市里便于找路。从凯旋门的环岛放射出12条笔直的道路，换句话说，这12条道路上都能看到凯旋门。这样就很有助于形成方向感。我们也可以从欧洲园林中发现这种放射状的林间道路。几条或者十几条笔直的林间路汇聚在一个圆形的空地。那里会有一个亭子或者其他标记物。

当猎手们穿行在幽暗的林间时，他们是不容易感受自己的位置的。但是，他们会是不是经过这些小路，这时候他们能看到远处的标记物，从而产生方向感。这种，从远处看到笔直道路尽头的地标的这种空间感，是城市设计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术语叫做Vista。

第二，反过来，从这样一个中心的交汇点，可以观察到所有放射状道路上的情况。在狩猎园林中，鹿群是在林间随机运动的。领导提着枪追逐猎物的时候，你不能让领导像没头苍蝇一样在林子里乱追。这时候，安排人在交汇点观察，可以看到鹿群进入了哪个扇形区域，如果你在树林里有多个这种观察点，就更容易给猎物定位；便于引导领导找到鹿群。

在城市里，放射状的建筑不多，最主要的只有一种，那就是监狱。

监狱牢房的几条笔直的走廊汇聚在一个点上，狱警坐在这里，可以同时监控所有的走廊。这样就可以大大地节约管理人力。

19世纪之前的巴黎，是一个经常爆发革命的城市。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巴黎，是经过了路易波拿巴王朝的改造，一个平面很像狩猎园林，或者监狱的城市。它有发达的放射形大道，这些大道有利于火力封锁城市里的一个个街块。便于对起义群众进行分割包围。

应该说上面我讲的这些功能，都可能是放射状路网在现实中的素材来源。然而，它还可能从舞台布景当中吸取了营养。这就是帕拉迪奥的作品，维琴察的奥林匹克剧院。在这个剧院里，帕拉迪奥搭建了一个三维的虚拟的城市为背景的舞台，舞台所处的位置仿佛五条街道的交汇点，观众可以通过这些街道，看到城市的中景和远景。Vista的概念，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很充分的发掘。舞台艺术和其他美术作品，在过去，起到今天照片、漫画、电影电视等媒介的作用，它们对城市设计或者建筑设计是存在影响的。

这种放射状路网的城市设计语言，还被用一个艺术史术语来称呼，叫“grand manner" 也就是大手法的意思。它做为设计语言成形的历史，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悠久。它主要还是一个近代现象。可能开始于16世纪的罗马，在教皇S西斯图斯五世主政时期；他通过对罗马市区进行整理，来恢复统治秩序，恢复教会的权威性。罗马的改造工程，希望能用直来直去的大道连接朝圣地点，使罗马成为皇皇帝都。不过，坦率说，教会开辟的这些大道，宽度才十米出头，这个工程的力度和后世的墨索里尼没法比，和齐奥塞斯库更加没法比。墨索里尼，可以把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大道拓宽到30米，而齐奥塞斯库能把布加勒斯特共和宫前的大道拓宽到90米。这几者的专制程度是以几何级数依次提高的。

在十六世纪的罗马之后，这种大手法并没有特别快的兴旺。过了一百年，到17世纪后期，路易十四时代的凡尔赛，才得到了更清晰的表达。凡尔赛，是法国绝对君主制的象征。法国的诸侯，像江户时代日本的诸侯，或者被秦灭亡后关东六国诸侯的家族一样，被集中到君主的身边居住。减弱他们和自己臣民、领地的关系。凡尔赛，就是削弱法国诸侯封建权利的一个工具。从工程建设的角度，凡尔赛是在郊区，做一些大动作、大构图，需要拆迁改造的工程有限，本身成本并不高。不能算一个非常勉强的项目。

下一个使用大手法的帝都，有点意外，居然是在1791年的美国。法国裔测绘员L'Enfant，为华盛顿特区规划了，层次丰富、秩序井然的、放射状路网发达的城市总平面。放射状大道的从国会大厦和白宫两处为中心，散射开来。这些大道以美国各州名字命名：宾夕法尼亚大街、马萨诸塞大街、康涅迪格大街等等。这些大街，通向四面八方，意念中美国各州广大腹地的各处。华盛顿称得上一座，充满大手法、象征意义和纪念性，遍布爱国主义庙堂的煌煌帝都。。

我们很难不注意到，华盛顿的城市气质和纽约的城市气质之间的巨大反差。纽约，是实用、紧凑的资本主义世界之都；和华盛顿毫不相似。而且，纽约和华盛顿都经常出现在影视作品里，于是，在人们的脑海里留下了关于美国的截然相反的印象。到底哪个更能代表美国的文化呢？

纽约代表了对全世界新移民、少数族裔、亚文化群体、知识分子的融合和统战，给美国提供经济动力和创新力。华盛顿，代表了对美国忠诚战士、爱国者的肯定，是把美国精神做为宗教来朝拜的圣地，鼓吹美国优越论和尚武精神。这两个城市，代表了美国的两面性，而且单靠其中一面是无法支撑这个帝国的。

华盛顿特区大手法的实施，和专制主义关系不大。毕竟，1791年的特区几乎是一张白纸，人口比附近的村镇还少。这上面的街道用什么格局布置，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原来土地的所有者，非常痛快地把修路地土地赠送给了联邦政府。然后靠其他地块地增值大赚一笔。最初100年的特区，只是在白宫和国会附近的一些官员的住所和几家报馆。大家并不在意它、也不知道它是否会按照L'Enfant最初的设计发展下去。今天，人们很难想象，国会前的大草坪上，曾经横着一些铁轨，在今天国家美术馆的位置上，是一座火车站，去巴尔的摩的人在这里上车。

直到1902年国会通过McMillan方案，才保障了、甚至是放大了原有规划的纪念性。这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Grand Manner的最大杰作的华盛顿。这中间又隔了100多年。

在这个时间间隔内，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才出现了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拿破仑三世的巴黎。

从强调纪念性，和民族建构的角度，巴黎和华盛顿，我们不说他们是成功的，至少也是效果显著，令人瞩目的。

如果你说巴黎成功，那么我们看，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代可以吊打整个欧洲的法国；在巴黎大项目的爱国主义洗礼之后，被欧洲二流国家的普鲁士吊打。

我们抛开纪念性。回到放射状路网的交通性能的角度上来审视。适当的配置，有利于在城市目的地之间形成捷径，有可能提高交通效率。以巴黎的情况看，这些大道，起到了交通动脉的作用，而巴黎中世纪的街道网，基本被降级为小巷，承担局部支路的作用。所以，巴黎改造的交通系统是相对清晰的。

而从华盛顿的情况看，他是在一个和芝加哥差不多的方格路网上叠加了放射状道路，这两个系统，单独以哪个为主工作都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两个层次的路网，宽度接近，形成势均力敌的叠加，难以区别主次。本来，大道系统成为主路，方格网成为支路是可行的。但是，偏偏发射状大道经常被环岛和公园切断，而方格路网反而是连续的。而且方格路网的街道足够宽，一般在27米，在这样的街道，在商业区中必然会承载巨大的流量。比如华盛顿西北区的M街和L街，从图形上看属于次级街道，但是交通流超过了附近的弗蒙特大道和新罕布什尔大道。这就造成的等级的颠倒。

造成了无比复杂多样的路口和单行道系统。这个系统，看似清晰，但是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打了很多补丁，不再具有直观性，产生了很多交通陷阱。给开车的人，特别不熟悉道路的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这就是华盛顿大道系统的问题。

回到历史主线，在欧洲和美洲，19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导致了城市的高速发展，状况和2000年前后的中国差不多。因为有了巴黎和华盛顿这两个世界级的首都做为不坏的榜样。各个城市在新城扩展阶段，热衷于采用Grand Manner的手法。巴塞罗那、马赛、米兰、佛罗伦萨，等等，只要在这个阶段发展比较快的城市，都或多或少的采用了类似的语言，留下了很清晰的历史的痕迹。只不过，绝大多数欧洲的城市的环境相对复杂，施展手脚的空间相对有限。所以大构图在这些城市也只是得到了有限的表达。

这里面可以看出一些规律：

比如，其一，前面说了，新城比较容易用Grand manner，而老城比较难；其二，19世纪经济不怎么发展的地方，比如威尼斯、比如锡耶纳，它们就错过了这波，没有出现Grand manner；其三，和文化、和政治环境有关，我们看到，整个19世纪，主导世界秩序的英国本土，这类语言表达得特别微弱。而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做为挑战者的次一等强国里，表现得相对明显。在荷兰、德国、瑞士又表现得比较弱。这个现象，可以进行不同角度的解释。从表面上看，Grand Manner吃香的地区似乎主要是拉丁语区域，而日耳曼语地区似乎不怎么吃香。似乎在天主教地区吃香，而在新教地区不吃香。似乎19世纪后期经济发展特别快的地方不吃香；经济发展中等的地方反而吃香。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观测，一般，艺术风格的传播，确实和语言、文化圈子、经济发展水平都有关。但是有些也不太能说通。

按说，经济发展得快，应该更有钱搞大手笔城市建设。

比如法国19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也是很快的。路易波拿巴在巴黎这种国际一线大城市搞改造，是大手笔里面最触目惊心的。能够搞成，我认为有一个重要原因是，19世纪中期的巴黎，正处在长期和平，经济发展和房地产升值的高峰。和今天中国有一点相似。这里面有一个窗口期，房价年年涨，政府出面把你们家拆迁了，盖3倍面积的新房，其中一半赔给你们家。工程干了三年，这时候房价翻翻了，你们家固定资产一下增加到3倍。政府自己也没赔本。大家都高兴。但是其实资产升值是不是和政府改造有关系？谁也不知道。在这种时代，总是容易产生收益，这些收益，足够弥补大拆大建的政府工程的消耗。

我有一个假说，那就是，统治者其实都或多或少地倾向Grand Manner。只不过，在封建传统比较发达，封建自由保存得比较好得地区，比如英国、德国、荷兰、瑞士这些地方，Grand Manner不太容易施展开。在封建自由比较薄弱，或者说，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更不对等的地区，包括在殖民地，北美这些地方，能施展开地地方，只要有足够地经济发展剩余，Grand Manner有机会就会露头。这才是我认为比较靠谱一个历史解释方向。我们看看后来20世纪的情况。在20世纪前期，西方文明仍然在全世界扩散。在西方文明的中心地区不怎么施展得开的这种放射状路网，大构图。在西方文明传播的边缘的印度的新德里、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大放异彩。它们成为Grand Manner新的的两大帝都。所以我说，英国本土Grand Manner不吃香，不是因为英国人不喜欢，也不是真的和语言、宗教有关。而是他们在英国本土干不成。在殖民地，没人管得了他们，他们一样会干。

这两个案例，不出意外地，也被我列入消耗性、实验性项目的案例。它们和巴黎改造的差别是，巴黎是自负盈亏的，以经济可行为基础的。而新德里和堪培拉纯属财政消耗性的。除了大手笔，放射状之外，还具有了早期汽车郊区的反城市乌托邦风格。即便在它们本国，评价也不见得高。

所以，经济上制约因素少了，可能反而轻佻浮躁，反而不能搞出好的城市规划。

在20世纪，紧随其后，日本，做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粉丝，仍然在热情地传播这些在西方已经稍微落伍地城市设计。坦率讲，Grand Manner在日本本土也非常施展不开，毕竟日本本土有一个需要精打细算的国情在。但是在日本军事冒险家和开拓团开发东三省的时代，崇拜西方文化的日本建筑师，在沈阳、鞍山和长春也大干快上地搞出了一批大手笔都市设计，给这些城市留下了众多的环岛和放射状大道系统。

在文明中心，思想和技术呈现多元、混杂、相对平衡的状态。而其中，比较激进、比较非主流、比较理想主义、比较实验性的东西，在中心有时候没有占据优势，反而往往在文明传播的外围得到最极致的表达。

这就好像，现在中国城市规划占据统治地位的东西，是西方左派20年代发明，在西方50年代最流行的现代主义一样。这和孔子说的，礼失求诸野，也就是说，最传统的东西，在文明中心被其他东西淹没了，但是在文明的边缘有所残留；是结构相同，方向相反的两种传播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