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京会是这届年轻人的张艺谋吗？

农历虎年第一天，两部同样讲述抗美援朝的战争电影《狙击手》《长津湖之水门桥》同日上映。两位男人也狭路相逢：张艺谋、吴京。

他们一位是《狙击手》的导演，一位是《长津湖之水门桥》的主演，至少在这场狭路相逢中，并非同样身份。但从某种意义上，他们之间是存在传承的。

传承，关乎年轻人的自信。

在上一代年轻人眼中，艺术巅峰期的张艺谋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电影的魅力，让很多人找到了文化自信。这一代年轻人则在吴京创下的中国电影票房纪录里，感知到了大国崛起的自信。自信一脉相承，背后是时代的流动，张艺谋也好，吴京也好，都是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作品，让年轻人找到了某种情绪的出口。

当然，自信只是共同底色。如果影视作品是镜子，每个人从里面照到的，都是不一样的影子。

01

争议

关于吴京的争议正在逐渐消褪。

2019年，《流浪地球》与《阿里塔》同时上映。张艺谋看完《阿里塔》后随手在微博点了个赞，还引发了“导演为何不给《流浪地球》点赞”的疑问，最终演变成了“吴京动了娱乐圈蛋糕”的阴谋论。

事实证明，这只是粉丝们的过分关心。2021年，张艺谋明确对《长津湖》取得的高票房表示了肯定。

在很长一段时间，贩卖民族情绪发财成了吴京洗不清的“原罪”，就连他的粉丝也被称作了“战狼”，那原本是他的成名作《战狼》系列的名字。两年后，《流浪地球》上映后，吴京又获得了网络新词“含京率”，与“含咪率”一起分别成了判断电影和文章好坏的标准之一，含量越高，质量越低。

但到了2022年春节档，《长津湖》上映后，与吴京有关的词条是另一位主演朱亚文，他向媒体爆料“吴京是七连最怕冷”的演员。评论区粉丝留言：没想到硬汉京哥也是怕冷的小朋友，还有粉丝演起了小剧场——

吴京：冻手

其他人：动手？快跑。

这些调侃背后，是观众对吴京的喜爱。

农历初二的下午三点，吴京在这样一片祥和的戏谑中拿下了票房破10亿的成绩单——第二名《四海》则刚刚破3亿。这意味着，吴京主演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250亿，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名。

这是喜事，但不算是大惊喜。毕竟最近几年，突破票房这样高难度的事情，对吴京似乎成了家常便饭：2021年国庆档《长津湖》上映，到了11月24日，《长津湖》最终票房突破56.94亿，摘得中国电影票房榜1桂冠。此前，吴京的另一部作品《战狼2》占据了这个位置四年。

爆火后陷入争议，又在争议中被重新审视，这是中年吴京正在经历的，也是72岁的张艺谋一一体味过的事情。如今让“老国师”发愁的，或许正是吴京最不发愁的事情——票房。

就在吴京票房突破10亿的时候，张艺谋的《狙击手》票房刚刚突破6000万，排名第六。不少媒体在报道中没有直接写出《狙击手》的票房，勉力维持着“老国师”最后一丝体面。

“我看今年春节档高手如林，都是好看的电影，大家实力都不弱，但是还是希望观众能搞出那么一点时间，有那么一点兴趣，去看一看我们的《狙击手》，希望不会让你们失望。”张艺谋轻声回答。这是春节档到来前，他参加的一场关于《狙击手》的媒体见面会，结束时已经深夜十点半。

辛劳与低调，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狙击手》拉好感。对于张艺谋而言，这部电影更重要的意义是为联合导演、女儿张末铺路。至于张艺谋本人，已经在20年前证明过自己对于票房强大的号召力了。

2002年，《英雄》上映，这部投资3000万美金的电影，最终分别拿下了1.7亿的国际票房和2.5亿的国内票房，后者占据了当年全国票房的四分之一。《英雄》的票房比《长津湖》更加夺目。而更具意义的是，正是这部电影开辟了中国的“大片时代”。

当黑色的秦人弓弩兵临城下时，当无名（李连杰饰）在秦殿门口死于万箭齐发时，许多中国人第一次通过电影感受到宏大叙事的魅力，这是好莱坞式的大制作。最终，这些场面又凝结成了一身白衣的残剑（梁朝伟饰）抽出长剑，在黄色大漠中，缓缓写下的“天下”二字。这是天下为公的精神内核。

好莱坞与中国故事融合在了一起，最终被张艺谋以黑、红、黄、蓝、绿的中国风画面展现了出来，中国“大片时代”的钟声被张艺谋缓缓敲响。

但张艺谋的影响力远不止此。

在《英雄》之前，他已经拍完了《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活着》一系列乡土中国的电影。揭露苦难，讲述命运流变，为他吸引了第一批拥护者。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国戏剧学院每周会有三天在室外给学生放电影，一天国外片一天国产片，国产片里不少都出自张艺谋，下边坐着的除了电影学院的学生，还有北京其他高校来蹭电影的年轻人们。有人为了省买电影票的几毛钱，偷偷用笔画一张蒙混过关。

一次，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放完，有“中国电影第一教头”的周传基亲自上台给年轻人们讲影片中的细节。他也是张艺谋和陈凯歌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周传基对弟子作品的细致点评，台下的潘粤明在多年之后都还记忆犹新。

而另一位当时的年轻人王自健，因为太喜欢《有话好好说》里的姜文，没事儿就学姜文说话，一度有些结巴，给日后的脱口秀事业制造了些小小的困难。

那是属于张艺谋的电影时代。他在现实主义和商业浪漫间穿梭，并不断征服国际电影节的认可。金狮奖、金熊奖、金马奖被他一一捧回北京，还有三次奥斯卡和金棕榈奖提名，就连他昔日用心栽培的“谋女郎”巩俐和章子怡也都先后“杀”进了好莱坞，那是当时所有女明星的梦想。

但正如后来《战狼》爆火后，吴京陷入了争论的漩涡中一样，《英雄》在商业上的成功，也将张艺谋推向了风口浪尖。其中，过度商业化是攻击他最有力的武器。

“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以后，我再也不看他的片子了，《英雄》和《十面埋伏》要不是叫唤成那个样子，我也不会去看的，不过看是看了，没有花钱。”多年后，周传基再次评价。缔造中国武侠江湖的金庸更是直言，看不到《英雄》中对生命的尊重，活在80年代的许知远则困惑于这位80年代的文化英雄，似乎过分响应时代。

“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咀嚼过去年代的那些苦难，”在《电影艺术》的采访中，张艺谋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更看重今天的中国，我更看好明天的中国。”张艺谋有自己的答案。

今天，这些争议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小。豆瓣上，《英雄》的评分在不断被观众自发拉高：2016年8月6.6分、2019年3月7.2分，到了2022年已经变成了7.6分。评论区也有大量为张艺谋鸣不平的声音，有用户表示《英雄》应该8.5以上。

当商业完全被新一代年轻人接受，当国潮越来越被年轻人喜欢的时候，人们才惊觉张艺谋的可贵之处。于是，大家开始一边欣赏他电影中张力十足的中国美学，一边怀念着第五代导演的文化气质。

02

分界

在很大程度上，张艺谋的转型是受到了老同学陈凯歌《霸王别姬》的启发。

1994年，张艺谋的老同学陈凯歌和芦苇将《霸王别姬》改拍成电影后，芦苇请来张艺谋看，张艺谋评价了句“这是学好莱坞学得最像的电影”，把芦苇和陈凯歌气得够呛。那时候，好莱坞还是一个贬义词。

然而，《霸王别姬》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它不仅成为了中国首个获得戛纳金棕榈奖的作品，也是唯一一个同时获得金棕榈奖和金球奖的影片。导演陈凯歌的声誉扶摇而上，张艺谋很快找来了芦苇改编《活着》，并在电影上映的同年，去戛纳捧回了5个奖杯，某种程度上也让国人扬眉吐气了一把。

现在，这样的荣耀属于吴京了，荣耀的标志也从国外大奖变成了电影票房。

2022年1月31日，吴京参演的《长津湖之水门桥》斩获点映及预售票房2.8亿，而张艺谋导演的《狙击手》不过2826.4万，仅为前者成绩的十分之一。

数字如同暗喻，反映着二人如今的处境。

两人命运改变的最鲜明节点，陆续发生在2002年和2008年——如今看来，这背后更重要的是时势的改变。

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上线。作为中国第一部借用好莱坞拍摄手法的影片，它很快横扫了国内外票房，还因为颜色丰富，一度成为不少外国人在购买家庭影院时的试机片。

“老国师”声名扶摇直上，而此时的吴京正准备南下香港。只是，香港影视圈当时正被前所未有的危机所笼罩。

1993年，香港每年拍242部电影，但十年后每年只能拍摄几十部，拍摄数量减少的原因是美国电影的“袭击”，电影院想贴张本土电影的海报，都得事先和美国片商打招呼。与吴孟达、周星驰等人都有过合作的导演朱延平后来说，有熟悉的影院老板曾颇为难地透露，《哈利·波特》可以贴八张海报，《指环王》可以贴七张海报，但是如果给本土电影贴，美国片商能叫他的影院关门。

恶性竞争带来了一连串的阵痛：先是从业人员从巅峰时期的2万人锐减到不足5千，到了2002年9月16日，全香港电影院的票房收入创下10年新低：140家电影院票房总额仅51.6万，每场电影平均只有13个观众。

内地情况则截然不同。《指环王1》和《哈利波特1》也先后登陆了中国内地院线，但这两部电影都只斩获了5600万元左右的票房，与《英雄》毫无抗衡之力。

此时选择“南下”的吴京自然无片可拍，毕竟看到《英雄》成功后的香港导演们，已经在为“北上”做准备了。

2002年的中国还发生了几件事。比如，中国经济GDP首超10万亿，增速达到了8%。热烈的中国消费市场，即将托举起一部又一部国产电影，中国年轻人也即将见证一个行业的重构。当然，也有多年之后依然一成不变的事情：2002年，中国足球首次亮相世界杯，成绩三战三负，与今年的发挥一样“稳定”。

不过，当年吴京“南下”的举动并非一时冲动。出生在北京的吴京，深受“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思潮影响。这甚至一度被写进了中国课本里。刚刚经济崛起的中国，渴望站在世界舞台之上，香港、欧洲和美国，这些繁华之地牵动着人们的遐想，让无数人渴望去那里争得一席之地。中国电影圈对好莱坞的主流态度，也是“学习”。

但到了2008年，这些都被改变了，张艺谋和吴京，也再次不约而同地站在了十字路口。

这一年，张艺谋导演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开幕式，向世界舞台展示着5000年文明的古老与辉煌，也奠定了他“国师”的位置。

8月8日晚上的鸟巢，一道耀眼的火光冲天而起，激活5000年的日晷。随后，火光倾泻而下，点亮5000年的尊缶。2008名表演者，击缶而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中国对世界的邀请，也是中国落后百年之后重新崛起的自信之音。

张艺谋用他的艺术修养托起了这份自信，但这也似乎成了他个人电影事业的转折点。

十年后的2018年，张艺谋为了宣发新电影《影》上了高晓松的节目《晓说》。节目开始，高晓松对张艺谋的介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电影提到导演，那指的就是张艺谋。这不是能用得过多少奖来衡量的，而是一种全行业发自内心的尊重。高晓松还举了个例子：在音乐行业，提到大哥，那一定指的就是李宗盛。

但艺术与商业，在张艺谋身上交融多年后，最终在2008年都落寞了下去。此后，他依然不断尝试与国际接轨——《长城》被他视为中美深度合作影片，在张艺谋接手之前，这部电影已经被美国人以非常商业和工业化的方式开发了7年，张艺谋做的不过是将中国元素镶嵌进美国化的电影中。

只是这一次，年轻人不再买单了。

如果此时站在上帝视角俯视，你会很容易看到吴京如何一步步托举起年轻人新的自信。

2008年的吴京正准备从香港返回北京。比他先一步来到北京的是陈可辛。

2007年，陈可辛带着《投名状》来到内地，档期直面撞上了《集结号》，后者的导演是冯小刚。陈可辛完全没有把他看在眼里，最后结果却是，《投名状》票房2.02亿，《集结号》票房是2.1亿。差别不大，但这个数字却足以验证震动香港电影圈。

“一部好看的主旋律片上映，可以得到的支持是更巨大的。”回到香港后，陈可辛一边四处宣传内地市场，一边在自己的抽屉里四处寻找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冲突的剧本，两年后，有了《十月围城》，斩获2.9亿票房。

在之后的很多年里，陈可辛的话成了电影行业的某种共识。与意识形态同样重要的背景，是愈发活跃的内地消费市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习惯用爆米花和可乐作伴，在电影院里度过晚上和周末的闲暇时光。

2008年，回到北京的吴京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出品公司登峰国际。和吴京一起“北上”的，是踌躇很久的香港导演们。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汶川地震期间，尚未大红的吴京去当了志愿者。与军队共同生活了几十天后，从小在什刹海习武的吴京被军人气质所感染，开始有意识地接触军事题材。

4年后的2012年，《我是特种兵之利刃出鞘》登陆江苏卫视，并拿下了江苏卫视国庆收视率第一的位置。这是吴京第一次穿军装，为此，他特意去军队训练了18个月。

等到2015-2017年，两部《战狼》相继登陆院线，这是两部由吴京执导、主演并参与投资的电影，最终一共获得了超过62亿的票房。

如今看来，草蛇灰线，伏延千里。

雪灾、地震、奥运和中产，勾勒出了2008年的中国。环球时报在当年评论，2008年是中国崛起的元年。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年轻人不再需要“第五代导演”们的苦难，对证明自己也缺少了强烈的渴望。他们更习惯世界对自己的迎合。

吴京成为这份自信的标注。他的名字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先是《战狼》系列上映，之后的2019年和2021年国庆档中，吴京两部电影同时上线——2019年，吴京参演的《我和我的祖国》与《攀登者》同步上线；2020年，吴京主演和投资了《长津湖》，而另一部《我和我的父辈》，也有他的参演与执导。

有媒体调笑，能打败吴京的，只有吴京。

03

情绪

吴京会是年轻一代的张艺谋吗？答案或许要在更多年后才能揭晓。但在当下，吴京至少已经承载起了年轻一代的期待与情绪，就像张艺谋当初那样。

2018年，张艺谋与高晓松见面。高晓松问他：为什么总能在你的作品中感受到莎士比亚的悲剧感。张艺谋不好意思地笑着回答：“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喜欢悲剧，我的电影最后一定得死两人，觉得死两人就深刻。那就会走向莎士比亚。”这种莎士比亚悲剧式的浪漫在互联网里激发了很多80、90后的共鸣——这是向往自由超过生命，渴望证明自己的一代人。

在那场访谈中，张艺谋还讲了一个故事。《英雄》之后，一家欧洲电影公司找到了他，希望能把《巴黎圣母院》改编成电影。张艺谋问为什么是自己？对方的回答是因为想加入东方元素。最后，张艺谋决定，只保留《巴黎圣母院》的内核，把故事场景放进中国历史，但这个项目最终未能执行下去。

在很长一段时间，张艺谋迫切地想证明自己的能力、票房的影响力中国文化的魅力。这种迫切来自苦闷的成长环境。出生于1950年的张艺谋，先做了3年农民，后来又当了7年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才被北京电影学院破格录取。

他在学校里的大屏幕上见到比基尼和直升机会被震到说不出话来，被同校的陈凯歌和田壮壮看到后笑他：“刘姥姥来大观园了。”等毕业了，学校老师又嘱咐他别觉得自己了不起，毕业进了厂子，不熬上十几二十年谁也别想掌机。张艺谋听完，觉得前途一片灰暗。

为了适应环境，赢得机会，他要不断做出努力，这像是一种长在身体里的惯性。张艺谋曾做过一份事业优势诊断系统，系统将人类的行事风格大致分为了五种动物，艺术家通常是猫头鹰，关注细节，完美主义。但张艺谋的结果是“比较像变色龙的老虎”，兼有领导力和适应不同环境的本领，正如他多次在采访中强调，电影是大众文化，是拍给年轻人看的。

和张艺谋代表的苦难和紧绷不同，吴京是快乐且舒展的，他成长于中国经济不断腾飞的80、90年代。尽管后来南下香港有一段艰难的岁月，但与张艺谋进入电影圈的茫然四顾不同，他从一开始就很明确自己的方向。

“我在香港努力了七八年，虽然有了一些声名，但始终无法像成龙、李连杰一样，开创属于自己的动作片时代，导演们都说我缺少自己的特点。”日后，吴京这样解释自己的北上回归。

如今，他显然找到了自己的特点。

他成为中国力量的某种代言。他的面孔也出现在各类宣传册和宣传片里：为参战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健儿加油、鼓励无偿献血、科普防火防盗安全常识等。

在b站，吴京的表情包不断走红。

“我不过是拿了一根火柴，用一个小火星把大家的爱国情绪点燃了。”吴京解释自己表情包的随处可见。而在新一代年轻人的语言解构下，“含京率”也从一个被诟病煽动民族情绪，变成了昂扬向上的代表。

与张艺谋不一样的是，相比第五代导演憋着劲头想被认可的集体情绪，吴京和他的粉丝们心态更加平和。

2021年国庆节，一条“为吴京圆8年前的梦”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八年前，在210省道拍戏的吴京，穿着迷彩服，举着手里的火腿肠拍了张照片，发在微博上喊话：请问有火腿肠广告找我拍吗？八年后，有粉丝看到了这条微博，转发出来，最终成功促成了吴京与双汇牵手合作。

2022年春节，那些买票去看《长津湖之水门桥》的观众，多半是冲着吴京去的。但张艺谋就此成为过去式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已经开始的2022年冬奥会，张艺谋再次担任起了开幕式导演。2022年1月8日，张艺谋接受了CCTV13的采访，当记者问及两次奥运会有何不同的时候，张艺谋回答：“2008年我们有相当多的篇幅讲5000年，展示古老的传统的和古代的文明。这次没有，因为我们展示过了。全世界已经看到了这么精彩的东西。这一次我的重点，是一起向未来和更团结。”

张艺谋的话，为吴京的票房成功写下了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