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总统：在非洲，经济特区不可能在深圳，而是领导人家乡！

继续回忆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我先补充一个细节，1985年9月17日李先念主席礼节性会见罗林斯后，罗林斯去参观故宫博物院，然后回到钓鱼台国宾馆。但那天夜里，确切地说，是18日临晨1点左右，我房间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礼宾司一位处长告诉我，罗林斯这两天夜里都是整夜坐在室内花园里发愣，坐到到凌晨三，四点钟，今天又是这样，一个人现在还坐在那儿。这位处长问我，“你能否去劝他早点休息，上午10点还要见邓。”

我披上衣服，赶到室内花园，看他坐在藤椅上沉思，我轻轻地对他说：该休息了。他说，“这些天睡不着”。他挥手示意我坐下，“我睡不着觉，一是国内有很多的事，放不下心，二是在中国的访问对我有一种触动”。他说“你看，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把突破点选在深圳，选在厦门，他决定在那里建特区，因为那里更容易吸引外资。但是如果换成一个非洲的领导人，他一定是把这种特区建在自己的家乡。中国人做事情很理性，邓小平不感情用事，而是理性地决策。如果换成非洲的领导人， 他们总喜欢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掩盖自己治国的无能。邓小平很清楚地知道中国该从西方学什么，不学什么。但是非洲的领导人总是走两个极端，要么全盘照搬西方，要么全盘抵制西方。”

我在各种场合近距离接触过的非洲领导人不下十来个，但对非洲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思考的人不多。罗林斯确实点出了阻碍非洲现代化进程的一些关键问题：一是根深蒂固的部族主义裙带关系，造成腐败成风。不管是通过民选还是非民选的方式上台，国家领导人往往首先考虑自己的部落利益。二是经常把自己的一切问题都归罪于西方殖民主义，殖民主义确实是很多问题的根源，但非洲自己的问题也不少，对此进行深刻思考的政治领袖不多。罗林斯对中国的观察，对邓小平思想的观察，应该说是到位的。

让我们还是回到邓小平的会见。

9月18日那天上午，邓小平参加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后，邓小平步行到福建厅，他抵达会议厅后，这次没有和大家一一握手，而是向大家稍微挥了一下手，便坐下休息。服务员递上了热毛巾，他擦了一下脸。吴外长和周觉部长助理正准备向邓汇报，邓摆摆手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都看了。”然后问吴外长和周觉：“这几天他在中国感觉怎么样？”周觉说，“感觉很好，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对他有启发。”邓接着问了三个简短的问题：“他这个政权稳固吗？”“百姓的生活有没有改善？”“加纳和西方关系怎么样？”这很能显示邓小平的风格，言简意赅。从邓小平提出的问题可以看出，他是一下子抓住核心问题的人。其实，不仅对于非洲国家，甚至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非西方世界，这三个都十分重要。问题处理的好，发展就会比较顺利；处理的不好，发展就容易有波折。周觉部长助理对这些问题一一做了简要的答复。邓小平没有再问其他问题，与上次见穆加贝一样，他坐在那儿，眼睛看着前方，一言不语。只是这次他没有点烟，因为礼宾司告知他客人马上就到。

罗林斯一行抵达福建厅后，邓小平与他热情握手，“我们党的代表会议今天上午刚刚开幕，我直接从会场过来见见您”。罗林斯感谢邓小平百忙中抽出时间会见他。双方坐下后，邓拿起自己的熊猫牌香烟，“您抽烟吗？”，罗林斯说，“谢谢，不抽，但您不妨抽烟。” 邓给自己点燃一支烟，然后说“这个烟是处理过的，尼古丁少，是专门用来对付我的。”罗林斯笑着说，“大家都希望您健康长寿。”

邓小平显然还沉浸在会议的氛围中，他说“这次会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它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总结过去七年的经验，总结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七年的经验”。邓后来在会议上做了一个重要发言，对这七年是这样总结的：“大家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这确实来之不易。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他对罗林斯开诚布公地说，“对于中国来说，既要纠“左”也要防右”，这也是邓小平治国理政的一贯思路。他说，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甚至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那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接着他用“小变化，中变化，大变化”三个词概括了他眼中的今日之中国和未来之中国：“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应该说这些目标已经提前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发达板块，人口4亿多，超过美国，已实现了“大变化”。整个国家应该说实现了“中变化。”按照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这应该大致就是邓小平当年对2050年中国的预期，即整个国家的“大变化”。这种从“小变化”到“中变化”再到“大变化”的进程已经震撼了整个世界。

邓小平把手中的香烟在烟缸里掐灭，问罗林斯，“你已经来了几天，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有了一些了解”。罗林斯说，“这次访问给我和我的同事留下了深刻和积极的印象，我们处处都感到了中国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人民所欢迎的。”从我这两天与罗林斯的接触来看，他对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他来访之前做了不少准备，读了邓小平的一些讲话，在整个访问过程中，他多次引用邓的观点，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三步走”发展战略等。

邓小平点头说，“我们取得的这些成绩，还是初步的。但我已经可以这样说，我们制定的新的方针，还有我们进行的各项改革，已经取得了成效。这七年中国发展的比较好，也比较快。这也证明我们提出的自1980年至本世纪末的二十年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甚至能够超过。”这是邓小平的特点，他提出一个大的战略目标，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审视一下这些目标落实的情况。

邓小平那段时间的心情特别好。从当时的国内形势来看，他关心的几桩大事都处理得比较顺利：干部的新老交替平稳进行，农村改革基本成功，特区建设有了新的突破，城市改革起步不差，中国开始摸索出一条走向成功的路子。所以一九八五年的整个夏天，邓小平乐观的心情溢于言表。在会见罗林斯之前的一个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问邓小平“您保持健康，您有什么诀窍？”他说“四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总有人顶住。”他还对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由于中国自己的事情安排得顺当，因此我心情很好，无忧无虑。” 好，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些，下次继续聊，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