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教育法要适应政体原则（7~8节）

第七节 这些特殊的机制适宜哪种场合。

君主政体的教育是在无限地激发人们潜在的荣宠欲望，专制政体的教育是极力构建畏惧氛围，而共和政体则是以政治美德作为行事准则，所以，相比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共和政体才是这些特殊机制更适宜存在的政体。而且，只有小国才适合此类机制的存在，因为小国中更容易推行统一性的教育，而且教育在这里很容易推行到每个家庭的每个成员。国家大了事务自然就多，关系自然繁杂，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所以公民之间相互关照就无从谈起，而不论是米诺斯、莱库古还是柏拉图，他们的立法思想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全民之间相互关照。大国，就是大社会，时时处处都有这样、那样繁多、棘手而要紧的事务，交换过于缓慢，所以，会选择更为方便的形式解决这些问题，于是，“购买”就成了它们的首选，而购买所用的金钱，正是这些机制所排斥的。另外，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共同的尺度的存在，而且，只有使这个尺度享有权威，它才能在各地得到承认和维护，这也是与这些机制相悖的。

第八节 为古人习俗悖论做个解释。

阿卡迪亚人生活的地方空气凄凉寒冷，于是，音乐就成了他们柔化习俗的工具；西内特人的凶残是整个希腊之最，也是所有城市中犯罪率最高的，因为他们从不重视音乐。这话就出自波利比乌斯之口，他的判断力之强没有人不知道。柏拉图说得更是直接——要想使音乐发生变化，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国家的基本制度发生改变。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很多思想并不持赞同态度，也许就是为了反驳柏拉图他才撰写了《政治学》一书。然而，对于柏拉图习俗受音乐影响这个观点，他却是赞同的，与之持同样态度的还有提奥弗拉斯特、普鲁塔克、斯特拉波等人。这种观点绝非随口一说，因为从他们所推行的政治思想中我并不难看到。这是他们立法的依据，在城邦治理上也是这样要求掌权者的。

解释这一点并不难。要知道，希腊诸城，特别是崇尚战争的那些城市中，从不提倡做工挣钱，任何自由民都不应该从事这样的工作和职业。色诺芬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很多工艺对从事它的人的身体都是有害的，他们必须待在阴暗处或是火边，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关心他们的朋友，就算是他们的国家也不能。”要想这些手艺人成为公民，也只能是一些民主政体腐败的时候。亚里士多德也曾这样说。色诺芬一向认为，不应该把城邦权交给他们，否则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共和国。在当时，农业是最被人看不起的，只有那些最低下的人才去从事农业，诸如伊洛底人、佩里耶克人、佩纳斯特人，因为他们分别是被斯巴达人、克里特人、帖撒利亚人征服的，还有那些被其他共和国征服的、役使的奴隶们。商业免不了为奴隶、住客及外邦人提供服务，所以，到后来，在希腊人眼中，所有的低级商业也都成了卑贱的行业。因此，柏拉图便在《法典篇》中提出了惩罚经商的公民的主张。

不允许做生意，不允许当工匠，不允许从事农业，可是又不能碌碌无为。机制又不提供其他岗位，希腊诸多共和国的公民，一时间不知干什么好了。于是，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及其相关的行业便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就这样，希腊便成了运动员和战士的社会。由于长期从事这样的训练，人们在变得坚强的同时，也越发粗野起来，这就需要一种另外的东西来调节，于是，能通过感官影响心灵的音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体质锻炼让人性格变得坚强，思辨科学让人的行为变得粗野，而音乐恰恰介于两者之间，能使之趋于柔和。如果美德可以用音乐激发出来，这是无法想象，也难以理解的，可是，体制所产生的凶悍倒真被音乐遏制了，教育中渐渐有了良心的位置，而这样的结果不得不归功于音乐的功效。

如果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每天除了打猎什么都不去做，那么，他们变得粗野是可以肯定的事。一旦我们发现他们的言行举止不再那么粗野了，那他们一定是喜欢上了音乐。总的来说，音乐可以激发人心中潜在的美好感情，使心灵变得温和，充满怜悯、慈爱和柔情，对希腊人在训练中所激发出的粗野、愤怒和凶悍，正好相克。戏剧是一种能让人更好地领会音乐对心灵的影响力的事物，然而，它却为当今那些道德伦理作家们所不容。有一种人，他们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并非易事，因为他们听音乐听的不是乐曲的柔和与优美，而只是鼓号的激烈，难道我们还指望音乐能带给这样的人什么改变？这也是为什么古人提倡在什么样的场合用什么样的音乐的原因。一切都为敦化民风，他们的做法显然是对的。为什么是音乐而不是其他东西呢？一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原因在于，音乐是所有感官娱乐中，对心灵腐蚀作用最小的形式。读过普鲁塔克的著作的人都知道，他在其中提到底比斯人一种特殊的爱情，一种法律规定的爱情，为的就是让年轻人的行为变得柔和，然而，这种爱情却为其他国家所不容。古人尚能如此，阅读至此，我们不由得感到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