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这一章的主旨。
教育法必须与各政体的原则相吻合，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在整个社会中，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也应该与各政体的原则相吻合。法律和政体原则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政体原则因这种关系而得到力量，而政体的能量也因此而得到整体提升。这种情形类似物理运动中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下面我们将从以美德为原则的共和政体来论述各政体的这种关系。
第二节 政治国家中的美德是什么。
热爱共和国就是共和国的美德，就这么简单。这并不是认识导致的，而是一种感情，所有人都能够怀有这种感情，无论是元首，还是平民。对美好的原则，人民总是认真遵守，假如这样的原则存在的话。而且与那些故作正经的人相比，人民遵守的时间更长久。人民知道的东西很少，所以他们特别喜欢那些已经确定的东西，在人民当中是很难产生腐败现象的。人民之所以爱国是因为民风淳朴，之所以民风淳朴也正是因为爱国。对公众感情的投入与个人感情的满足成反比，个人感情越得不到满足，对公众感情投入得越多。正是因为修道士对他们的修会忍无可忍，他们才会这般热爱修会。教会的教规一直让人们痛苦不堪，但人们还是对这些教规充满了感情，即使支持人们感情存在的一切东西都被教规夺去了。教规夺走的爱好越多，换句话说，教规越严苛，人们就越发热爱它。
第三节 民主政体中热爱共和国指的是什么。
在民主政体中，爱共和国、爱民主政体以及爱平等三者是一样的，爱这个就等于爱那个。爱节俭也等于爱民主政体。在共和政体中，幸福和利益属于所有人，既然如此，所有人的希望都应该是相同的，所有人的快乐感也应该是相同的。而这种情况只有在人们全都俭省节约时才有出现的可能。在民主政体中，人们因为热爱平等而拥有同样的野心、同样的梦想，在服务国家这一方面与别的公民相比更加强烈，换句话说，就是追求同样的幸福。每个公民都必须平等地为国家服务，尽管每个人不可能为国家提供绝对相同的服务。公民生来就必须对国家承担着永远也还不清的巨额债务。所以说，在民主政体中，虽然平等有些时候在面对一些卓越的贡献或是过人的才华时好像根本不存在，但是卓越仍然是由平等原则产生的。人们只想得到家庭必需品，其他的都归于国家，因为人们都热爱俭省节约，占有欲就受到了控制。一个公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私欲而使用权力，权力是由财富带来的，要不然平等就不复存在了。一个公民也不应该独自享受快乐，这些快乐也是由财富带来的，要不然平等照样不复存在。
所以，在类似雅典和罗马这样优秀的民主政体中，公共开支因为家庭节俭的提倡而增多。如此一来，富有与奢华便从节俭的深处喷薄而出。这就好比为了为国家提供服务，人们在法律的制约下养成节俭的风尚，在宗教的要求下洗净双手，把祭品贡献给神明。很多人之所以理智而快乐，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卓越的才华，没有富足的家庭。如果一个共和国用法律培养出很多明智的无能之人，那么这个共和国一定被治理得特别明智；如果这个共和国非常幸福，那么肯定是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很多幸福的人。
第四节 如何号召人民热爱平等和节俭。
假如某个社会把平等和节俭写进法律中，那么人们对平等和节俭的爱会由它们自己激发出来。君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人从来不渴望平等，他们甚至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那里的所有人都想高人一等，凌驾于他人之上，哪怕是出身低微的人也想改变自己的处境，渴望将来翻身做主人。节俭也是这样。热爱节俭的人向来以节俭为快乐。那些喜欢享受的人是不会喜欢节俭地生活的。这些人要是天生喜欢节俭，而且习以为常的话，那阿尔基比亚德就不会闻名全世界了。那些穷人们痛恨贫穷，对富有的人充满了嫉妒或羡慕，他们认为人只有富豪和穷人之别，这些人也不喜欢节俭，而且不知道自己的贫穷要持续多长时间。所以，共和国必须把平等和节俭写进法律中，以便让人们热爱平等和节俭。这是一条相当正确的准则。
第五节 民主政体的法律对平等是怎样确定的。
一些古代的立法家，如莱库古、罗慕洛斯等，主张土地均分。这种办法存在于两种情况之下：一是在新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二是当下的共和国已经衰落，人心浮动图谋变革，穷人们被逼入绝境，只得寻找新的道路，富人们被逼无奈只得接受这种主张。立法者在制定关于土地分配的法律时，必须维护土地分配的结果，否则新制定的制度就无法长久存在，这就给不平等以可乘之机，如此一来共和国也就会走向灭亡。所以，就务必制定用来约束陪嫁、捐赠、继承、遗嘱和所有制定合同方式的准则来保障平等。这是因为，假如个人财产能够随意赠送，那么个人意愿就会彻底打乱基本法的秩序。梭伦主张：如果某个雅典人没有男性后代，就可以为自己指定一个继承人，并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这个人。这种做法与古法相背离。古代的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死后，其财产应该留在他的家庭里。这种做法则与梭伦的主张相背离，为了确立平等，他曾采用过把债务废弃的办法。
有法律规定：严禁继承双份遗产。此规定有利于民主政体，这部法律从根源上讲是从公民的土地和财产平均分配的制度上发展而来的。它规定：一个人不能占有多份土地和财产。从同一个根源上还延伸出一条法律，那就是规定女继承人必须跟血缘最近的亲属结婚。这条法律是犹太人采用均分制后制定的。柏拉图的法律和以前的一部雅典法律也做出了相同的规定，而柏拉图的法律是以均分制为基础的。雅典有一部法律规定：可以与同父异母的姐妹结婚，但不能与同母异父的姐妹结婚。这部法律的精神是不是有人真正理解了，我不清楚。按照共和国的精神，一个人不能获得两份遗产和土地。如果一个男子跟自己的妻子是同父异母，那么，他就只能得到其父的遗产。可是如果这个男子与自己的妻子是同母异父，那么他的妻子就可能因为她的父亲没有男性后代而得到遗产，如此一来，这个男子就可能获得两份遗产。所以说，雅典的那部法律是从各个共和国起源的。
菲隆曾经说过，斯巴达人可以与同母异父的姐妹结婚，不可以与同父异母的姐妹结婚，而雅典人可以与同父异母的姐妹结婚，我不希望有人拿他的观点来驳斥我。斯特拉波曾说，如果一个斯巴达女子嫁给她的兄弟，她这位兄弟所继承遗产的一半可以赠给她做嫁妆，这种说法我在斯特拉波的作品中曾读到过。显而易见，正是为了阻止前项法律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才制定这项法律的。为了阻止兄弟得到姐妹家的财产，所以才把兄弟所得遗产的一半作为姐妹的陪嫁。西拉奴斯的妻子就是他的姐妹，塞涅卡在谈到他时是这样说的：在亚历山大里亚允许娶姐妹为妻，此种现象很普遍，而在雅典这种现象却受到约束。维护财产分配的问题在一人统治的政体中几乎不存在。在民主政体中，这种土地分割制度维持得很好，为此单独制定了一项不错的法律。法律规定：如果一个父亲有许多子女，他就应该选出一个作为继承人，为了使公民的数量和土地数量始终保持一致，还应该把这个继承人的子女分别赠送给没有子女的人抚养。
卡尔希东•德•费勒阿斯还提出一个平均财富的主张，是专为财富不均衡的共和国而提出的。他主张：如果富人的女儿嫁给穷人，应该提供陪嫁；如果富人的儿子娶了穷人的女儿为妻，就不能接受穷人的陪嫁；如果穷人的女儿出嫁，可以接受聘礼，不过不必准备陪嫁。不过，我了解到，所有共和国都没有采用过这种主张。采用这种主张，公民们所获得的待遇就不一样，而且相去甚远，如此一来，公民对立法者企图通过这种方法达到的平等极为痛恨。有些时候，为了达到目的，法律最好不要采用太过直接的方法。真正的平等是民主国家的核心精神，尽管如此，在这个方面也不能要求得过于认真，因为这种平等确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其实只要确立一项分级制度，以此来缩小贫富差距，或把贫富差距固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然后再制定独立的法律，减轻穷人的负担，向富人征税，以此来消除不平等。由于拥有万贯财产的富人会把所有无法带给他们权力和荣宠的东西视为对他们的羞辱，所以这种弥补方法只被中等程度的富人提供或接受。
民主政体中，任何不平等都是从民主政体的性质和平等原则发展而来的。比如说，民主政体中的人们会害怕工匠们也许会变得不可一世；担心得到自由的奴隶数量过多，原来的公民的气势会被他们压倒；担心如果让那些必须努力工作才能生存的人担任公职，他们会变得很穷或不勤于公务。如此一来，为了维护民主，民主政体中公民之间就不再有平等。不过，如果一个人因为担任公职而陷入贫困，那么他的家庭状况也许比其他公民差，如果此人因为这个而不勤于公务，那么别的公民的情况肯定会因此更加糟糕。所以说，只是表面的平等消失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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