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游手好闲者（2）

“游手好闲”一词，最初是“二战”期间用来贬斥那些逃脱兵役的人的，后来逐渐用来形容各种对生活和工作的冷漠淡然。游手好闲者看上去是个典型的反对者，是个“拒绝高手”——工作、活动、情绪波动、选择和信仰都被他冷漠的黑洞吞噬了。可是，这样懒散颓废的电影片段，怎么会如此强烈地启发了我？
观看《都市浪人》开启了我看待人生的另一种方式，我的人生不必被外界强加的目标成就衡量和评价。这让我们得以一窥罗兰·巴特所谓的“僧侣式行为”，也就是“每个主体都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2]。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要拒绝工作和休闲的非人性化力量对我们时间和空间的严格约束，沉浸在自己特有的冲动、好奇和欲望的节奏之中。这同样也是一种社会理想，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能并存于世，互不打扰。
在一个社会里，工作的目的与实现道德、社会和经济理想相协调——如果说我们所谓的乌托邦指的是这样的社会，那么《都市浪人》所呈现的情境就不算是乌托邦。不过，它让我们了解到，当我们各自独立、互不干涉地共存于世，完全不需要遵从统一至上的节奏步调时，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它鼓励我去寻找自己的僧侣式生活，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确实需要这种内在节奏。
我过去一直深陷在强烈的羞耻感中无法自拔。我会自责没有专心读书写作，不知不觉间浪费了时间和金钱。《都市浪人》令我茅塞顿开，我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我的好奇心与平日固定的工作安排并不协调。博士生开放自主的日程，其实按照我头脑中那些随意闪现的灵光来安排最好。
如果我每天早上定时坐下来看书，不出几分钟，我就会眼神涣散，或者一遍遍地读着同一个段落。反而在晚上洗碗的时候，我可能会灵光一闪，豁然开朗。
后来的这些年中，我意识到，我的工作效率并不是靠自律的鞭策，而是由一种稳定的无纪律激发出来的。我读书、思考、写作，有时是心血来潮，有时是通宵达旦，有时是利用一刻钟的茶歇时间，有时是放空一周后自然而然的成果。我所做的，就是7年前从卡纳贝街回家时梦寐以求的事情——让自己好好爽一把。我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如果我遵循着自己的内在节奏，顺着那些随意闪现的灵光，我就不会迷失在无所事事的虚空之中；事实上，如果被迫工作，我迷失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当然，有时你的内在节奏会无法与他人的区别开来：你必须遵从外部（比如工作，或是情人、孩子、宠物）强加的节奏，但也许恰恰在这种时刻，我们才最应该保持僧侣式生活的无纪律性和拒绝精神，以及它不按任何目标方向活动（或者不活动）的特质。如果任由自己被他人的要求和议程包围，你将很快失去人生最值得享受的一面。
回想一下，古希腊时代怀疑主义的鼻祖皮浪为了逃避义务的劝诱和信念的吸引而做的荒谬努力吧。他游荡在悬崖边，暴露在猛兽面前，冒着生命危险反抗自然法则而不愿承认现实。皮浪的怀疑主义是从根本上削弱心智，因为它刻意回避所有确切行为，将自我置于对自身命运的“不动心”，即漠不关心的状态之中。
皮浪主义有个关键前提——经验告诉我们，自然或道德真理没有可靠的衡量标准：年轻人觉得微风柔和拂面，老年人却可能感到寒冷；一个人认为的邪恶行径，在另一个人眼中则可能是美德。皮浪从普世的不确定性推断，既然没有任何一种积极的行动或存在状态比另外的更好，就连活着本身也是如此，那么不妨任凭自己受机运的摆布。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几乎不能被称为一种生活方式。大约500年后，医生、哲学家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piicus）在将怀疑主义定义为一种思想流派时，将皮浪的思想实践于日常生活中。尽管塞克斯都也希望通过暂停所有判断、拒绝一切确切的“真理”来实现“不动心”的目标，但他认识到这套思想在实践中必须遵循“天性的引导、情感的需要、法律习俗的传承，以及智者的教诲”[3]。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应该遵从哪些真理，至少也要有据可依。
对我们来说，何为真、何为善也许是不可知的，但是习俗和情感能够让我们活得和知道真与善没什么两样。我们无法确定天气是否真的很冷，但是可以确定自己是否觉得冷，而这就为我们穿上外套提供了充分依据。因此，塞克斯都在不反驳皮浪极端怀疑主义立场的情况下，找到了一种方法来缓和它对我们生活方式造成的极端影响。他就像个好医生一样指出，“我们不能完全不行动”[4]，推而广之，即我们不能放任自己陷入对自身完全漠不关心的境地。
林克莱特电影中的游手好闲者将不确定性视为生活的基础，这种怀疑主义思想如同他们不着边际的想法和计划一样，具有强烈的感召力。然而这种诉求本身并不能成为论据，至少从我们自以为优越的反思视角（举个例子，这种视角让我们能够采用科学的方法和仪器测量气温）来看，它显得荒谬可笑。在当今鼓励个人偏好和抒发己见的自恋式文化中，怀疑主义的吸引力反而在于它缄默不语的立场——它对“夸夸其谈”谨小慎微的态度。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意见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货币和自我的本质。宣扬立场，已然成为一种证明我们确实存在于世的方式。我嚷嚷故我在。
塞克斯都讲了一个故事，阐明了怀疑主义与真理和正义之间的一种较为温和的关系。画家阿佩利斯要画一匹马，想精准描绘出马嘴边唾沫飞溅的画面。屡次失败后，他沮丧地把湿海绵往画上一甩，“当海绵击中画布的时候……马嘴边的泡沫立刻显现”[5]。
只要我们试图通过做决定或解决问题等积极方式寻求“不动心”的状态，就只能加剧自己的紧张和挫败感；但如果放下自以为是的狂热，“不动心”就会不请自来，“不期而至，如影随形”[6]。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再怎么精密盘算，我们最想说的话、最想做的事都可能变为徒劳，这与精神分析如出一辙。但这个故事同样暗示了怀疑主义和道德准则之间的联系。塞克斯都告诉我们，获得最令我们向往、最不可能把我们束缚在急躁不满中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摒弃“我们是真理的主人”这份幻想。
正是怀疑主义的这一面启发了罗兰·巴特，令他发现怀疑主义之中包含了一种所谓“中性”的状态：“中性就是……毫无价值，当然也不服务于任何一种立场或身份。”[7]这种中性并非政治或道德极端之间某个平庸的中点，而是一种存在状态、一种人生信仰，暗示我们身上有一种罗马尼亚哲学家萧沆（E.M.Cioran）所说的“冷漠官能”。
萧沆认为，当人类将曾经给予诸神的狂热加诸思想中时，那些致命的意识形态和举动也就应运而生了：“一旦一个人失去了他冷漠的官能，他就会成为一个潜在的凶手。”[8]冷漠不仅仅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态度，还是我们存在的一个基本维度，它努力不让我们被教条和意识形态的狂潮淹没。
对于萧沆来说，没有比“多疑和懒惰”这样的“恶习”更高尚的美德了，因为这些恶习可以保护我们不受狂热的恐吓和真理的欺凌。“只有怀疑主义者（或游手好闲者，以及唯美主义者）才能逃脱”狂热的传染，“因为他们从不提倡任何事，因为这些真正造福人类的恩主破坏了狂热信仰的密谋大计……我觉得和皮浪在一起比和圣保罗在一起更安全，因为幽默的智者要比义无反顾的圣人更温和”[9]。
怀疑主义的立场，至少在萧沆的解释下，是对“将人类视作功能性动物”的无声反抗，拒绝承认人是一种由自身主张的信念和公开的行动所定义的存在。承认冷漠的官能或中性，就是坚决抗拒人类被简化成这些身份象征。游手好闲者同时具备的多疑和懒惰，使我们免受义无反顾的圣人恐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