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游手好闲者（3）

游手好闲者挑战的是“行动”和“目标”这两个在我们看重积累和竞争的文化中毋庸置疑的特权。他们直面问题的本源：什么让人生值得活下去？例如，我们要拿什么来对抗新自由主义创造并加剧的社会分化、经济不平等、人性丧失和混乱局势？我们可以用一系列有价值的目标和政策来应对这些罪行：建立社会福利安全网、重新分配税收、发放低保等等。这些政策可能的确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而制订的，但是它们并没有指出，我们的生活想要追求什么意义。社会政策和提案强调了人作为“一种行动的生物，一种特定联结和身份的产物”的需要。“从不提倡任何事”有个不为人注意的好处：它鼓励我们思考和体会自身，不要将自我视为“行为”和“想法”的简单总和，而是超越了任何行动与成就的、仅仅因存在而存在的生物。
从这个角度来看，游手好闲者懒惰多疑的生活不是针对某种观念的反抗，而是单纯体现了“存在”的权利，为了活在哲学家弗雷德里克·格霍（Frédéric Gros）所说的“悬而未决的自由”[10]中，不受个人、职业或任何其他身份的束缚。在当代，这一权利受到了威胁。资本主义热火朝天的生产、对社会地位的要求和渴望，以及工业生产的机械化节奏，都把个体带入一种永远处于焦虑和服从之中的状态。
近代历史的每个阶段都会涌现出所谓的“反文化”，也就是为了反抗这些异化的机械节奏而形成的生活模式。18世纪后半叶的浪漫主义，19世纪的唯美主义和颓废派，20世纪的“垮掉的一代”、嬉皮士和朋克青年，都构想了社会、创作与性爱生活的全新模式，涵盖了集体生活、吸食鸦片、艺术形式和日常时尚方面的僧侣式生活实验。
浪漫主义是这条反文化长链的源头。浪漫主义者反对强制行动，反对服从工业社会及其不停生产的制度。在浪漫主义的诗歌和散文中，这种抗议常常以遐想的形式出现，作者超脱于外部世界的负累，被崇高的风景带入自我内心深处。在这一刻，现实世界的紧张不安消失了，作者沉浸于美好却转瞬即逝的宁静之中。
虽然浪漫主义文学中有许多这样的遐想片段，但很少有哪一段比卢梭1776年未竟的杰作《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的“第五次漫步”更恰如其分、直击人心。那时的卢梭已近生命尾声，他在漫步中思索着自己孤独流放的境况，这是他一生所遭受的阴谋和背叛重创最理想的解药。
第五次漫步之际，卢梭在瑞士比尔湖中小小的圣皮埃尔岛上避难，一群来自附近莫蒂艾斯村的暴徒刚刚投掷石块砸了他家的房子。岛上的静谧孤独正是饱受迫害的他所需要的理想慰藉。他陶醉于“难得的无所事事”[11]中，过着无所作为的日常生活——懒洋洋地采集植物标本，坐在湖畔或乘小船漂流到湖心。这种将活动降至最低限度的生活，带来了一种完美的内在状态：
但是，在一种状态下，灵魂可以获得足够踏实的依靠，完全地放松休息，并凝聚起自己全部的生命气息，不必回忆过去，也不用跳跃到未来；在这种状态下，时间对于灵魂没有任何意义，此时此刻就是持续的永恒，既不会让人感觉到时间的存在，也没有任何时刻接续更替的痕迹。既没有失去，也没有享受；既没有快感，也没有痛苦；既没有欲望，也没有恐惧，除了我们自身的存在之外，什么也感觉不到，只有这种感觉能够将灵魂完全填满。只要这种状态持续下去，身处其中的人就可以说自己是幸福的。不是那种不完满的、贫瘠可怜的、在生活的享受中获得的相对的幸福，而是充分的、完美的、圆满的幸福，且不会在灵魂中留下任何有待填满的空白[12]。[13]
在这幸福的时刻里存在一个令人痛苦的悖论：尽管这一刻可能是完美而接近永恒的，却不能持久。那种涅槃极乐，那种永远摆脱日常生活起伏跌宕的感觉，只是当下的稍纵即逝。这个纯粹的自我，只有当一个人被封闭其中，对外部世界不动摇、不关心的时候，才会保持它永恒的完美。但正如塞克斯都在1 500多年前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完全不行动”。太阳一落山，湖面上的微风一吹，提醒我们船要靠岸了，我们就得返回到时光流逝、挫折涌动的平凡世界中。
不过尽管这一时刻终究要逝去，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它。那艘湖上小船里发生了一些意义深远的事情；漂泊在水上的卢梭发现了一个蕴藏在自我之中的极致自由领域，用当代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话来定义，就是“一无是处的狂喜”[14]。想想这个为了物尽其用而榨干个人体力与创意的功利世界，我们就会明白这片自我的领地非常危险。斯洛特戴克写道：“第五次漫步中的卢梭，就像一个核反应堆，将纯粹无序的主体性突如其来地放射到周遭世界。”[15]
百无一用、无所事事、一无是处——这些我们用来贬低游手好闲者的词语证实了他们在我们内心深处所引发的恐惧。他们“纯粹无序的主体性”一旦出现——无论是浪漫主义的幻想、波希米亚式的陶醉、嬉皮士的狂热、朋克的虚无主义，还是其他哪种形式，都会因其厚颜无耻地混吃等死、不负责任和怠惰失职而备受攻击。鼓吹疯狂生产的文化一直努力让我们相信，我们是积极、有目标的人。我们执迷于这种信念之中，试图抹去所有与此相反的证据——游手好闲者必须穿上制服、找到工作，别再领取低保，要做个有用的人。尽管他们的无用不会带给别人任何伤害，我们还是对这类人心怀芥蒂，害怕他们会展示出我们自身无用的一面——说出我们今天不想去工作的心声。
那种要我们在现代世界强加的节奏中找回自身节奏的冲动，始终挥散不去。对于我们这些被困在“不断行动”和“不停分心”中的人来说，日常生活的所有基本元素——睡眠、饮食、性爱、运动和思考，都处于一种长期匮乏的状态。我们受到打扰、被人催促、被迫中止、迷茫困惑，身心似乎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时刻。咨询室只是能够让我察觉到这种困境的诸多空间之一；每节地铁车厢、每场社交聚会、每间办公室中，似乎都充斥着“时间不够用”和“血槽已空”的抱怨，比如睡到一半被叫醒，夫妻或一家人吃饭时被突然亮起的电子设备干扰，下班后的时间和周末假期也都被工作吞噬。
在这种心力交瘁的文化中，“慢活族”悄然兴起。这是一个松散的群体，提倡放慢日常活动的步伐，无论是烹饪园艺还是设计和医疗。正如卡尔·欧诺黑（Carl Honoré）在这场运动的“圣经”《慢活》[16]中明确指出的，慢活的目的不是推崇慢节奏本身，而是要从活动本身来设定我们执行它的速度，不要生搬硬套某个外部强加的时间表。无论是一道文火炖菜、一个瑜伽姿势，还是一个吻或一席话，只要我们沉浸其中，它们自然会告诉我们应该炖煮、坚持或享受多久。
按照这种方式生活，世俗的日常快乐不再只是一种消费，它们给了我们真正体验的乐趣，而不是“终于又做完了一件事”的自满自得。我们不难看出慢活的吸引力所在：在被消费资本主义主宰的、疯狂加速的世界中，慢活承诺我们，它将为我们重新找回真实人生的完满和深度。
但在如今琳琅满目的书籍、TED演讲和博客中，还有另一种推崇“慢节奏”的论调：它们保证，慢下来不仅会让我们更快乐，还会让我们更有效率。慢慢做事就意味着循序渐进地把事情处理妥当，而不是因为急于求成，在焦躁之中粗心大意。欧诺黑引用了一位IBM经理的话，他鼓励员工“少用电子邮件，这样才能让它们（和生活）更有用”[17]。欲速则不达，限用电子邮件，反而可以让电子邮件发挥最大效用。
有了这样的忠告，那些讲求目标与生产力的要求，本来看似要首当其冲地成为慢活颠覆的对象，现在反而更加甚嚣尘上了。慢活本身不再是终极目的，而是成了平衡工作和生活的一种手段。不过，这有什么不对吗？通过厘清轻重缓急，找回控制日常步调的方法，以此缓解社会人普遍存在的焦虑不安，这不是很明智、很人性化吗？
事实上，它反而巩固了我们将自己视为“推动任务的工具性生物”这一观念。慢活不再为一路狂飙的生产效率踩刹车，却开始反过来为生产效率效劳，帮我们培养出更健康的身体和更清晰的思绪，以便成为更好的职员、父母、爱人、厨师。这种支持慢活的观点就像很多所谓的心理自助书籍，既可以拿来追根究底改变现状，也可以为虎作伥粉饰太平。
毕竟，卢梭的湖畔遐想的成果，并不是他宣称自己精神百倍地重返工作、回归社会。他的遐想不是古早的瑜伽静修，也并非为筋疲力尽的上班族充电的正念课程，而是让他彻底投入了“纯粹无序的主体性”——这种危险的能量就像海报上那个女孩大胆展露出的昏昏欲睡，侵蚀了我们成为优秀员工和理想公民的意志。“慢”是社会责任和凝聚力的敌人，而非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