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游手好闲者（3）

内容：在当今这种过劳文化中，涌现出了一个与卢梭那艘湖上小船极为相似的设计：盐水浮力减压池。卡尔·塞德斯托姆（Carl Cederström）和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在2012年的著作《行尸走肉的工作》中提到，这种讨巧的装置在“频繁加班、压力过大、无法让自己停下来的伦敦上班族”[18]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青睐。他们描述了进入池子，漂浮在温热盐水中的体验。在黑暗中，身体的轮廓似乎消融在水中，“你再也无法分辨身体的各个部位。你躺在那儿，置身于黑暗之中，听着周围的音乐缓慢流逝，大脑活动就会慢下来，你会心甘情愿地屈服于一种梦游般的状态，最终整个人都化为虚无”。
就像沉浸于遐想的卢梭一样，在减压池中的自我，快乐得不多也不少，融入一种纯粹无我的状态中，那是比任何世俗快乐都更完美的涅槃空寂。但是“沉浸于遐想”和“沉浸于减压池”之间的差异，较之它们的相似之处，带给我们的启发意义只多不少。在卢梭看来，自给自足的幸福状态与潜伏在其边缘的尘世纷扰是无法调和的，而减压池却打着恢复活力、提高生产力的旗号招揽顾客。减压池的公关人员说：“一个减压疗程能够保证你压力全消，头脑焕然一新，百分百专注于手头的事情。它能够提升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动力，让我们的注意力更持久，能量级更高。”[19]
越来越多的办公场所开始将这种“享受纯粹活着”的短暂体验（包括正念冥想、瑜伽和减压池）纳入服务之中。要让员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他们身上游手好闲的那一面就必须要被打压下去。公司的策略不是彻底消灭这份游手好闲，就好像它是游荡在公司闪亮玻璃幕墙外的废物，而是将之看作我们所有人都具备的特质。为了鼓励员工实现内心平和，公司也会承认人的惰性倾向，即人会拒绝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或者借用如今更没人情味的说法，拒绝成为“净贡献者”。这种在午休时间将员工送进减压池的伎俩，可以将员工心中的这种抗拒情绪转化为公司所用。
不过在慢电视[20]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股没那么容易被拉拢利用的慢活潮流。慢电视的灵感来自安迪·沃霍尔的实验电影作品，在那些长片中，他将镜头长时间对准身边酣睡的情人、帝国大厦等静态或接近静态的对象。这种拍摄实验与沃霍尔的电影在同一时期诞生。1966年圣诞节，纽约WPIX电视台播放了著名的《圣诞柴火》：在节庆欢快的配乐中，循环播放着一段柴火在壁炉中燃烧的画面，全程没有插播广告。不过直到2009年，挪威广播公司（NRK）制作的一系列节目才让慢电视正式成为一个成熟的电视节目类别。
挪威广播公司的第一档慢电视节目实时转播了从奥斯陆到卑尔根的7小时火车旅程，用4个固定机位交替拍摄车厢内外。节目播出后广受欢迎，吸引了125万观众在不同时段收看，此后广播公司还推出了一系列类似的电视节目，除了火车旅行外，还拍摄了游船航行、捕鲑之旅、为期3个月记录鸟类生活的集锦、一整夜劈柴烧火的场景，以及一场马拉松般漫长的编织转播。
自从电视悄然进入我们的家庭和生活，它就始终是文化批评家们抨击的对象，他们哀叹电视对我们道德、智力和政治能力的荼毒。他们说电视让我们变得驯服、顺从、轻信。它一点一滴地喂给大众新型鸦片：一餐餐毫无营养的娱乐节目和虚假信息的乱炖。无论内容是虚是实，无休止播放的电视节目只会不断加深道德的堕落（在保守派批评家看来）以及政治屈从（在改革派批评家看来），让大众习以为常。
这些批评家指出，电视会击垮我们挺直、警觉的身心状态，而这些都是我们在办公区域走动或坐下办公时所应该保持的。在筋疲力尽的状态下，提供给我们掏空的身体和榨干的心灵的，是报道、观点和资讯。换句话说，电视与我们自身内在的惰性一拍即合。瘫在沙发上的我们和湖上遐想的卢梭一样，往昔的悲伤和未来的焦虑似乎都烟消云散了，但是卢梭面前的美景对他一无所求，让他沉浸在了幸福的无意识状态中，而屏幕上的画面却总是在索要我们的注意力、情感和兴趣。
慢电视在这方面有所不同，它更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五次漫步”。它让我们体验由电视媒介带来的恍惚状态，不会有信息资讯刺激心弦。慢电视不是用内容填满空白的时间，而是鼓励我们保持时间的空白，不念过去，也不管未来，把时间浪费在毫无内容的观看上。
制作人托马斯·海鲁姆（Thomas Hellum）是挪威广播公司慢电视潮流的开创者，他说有一位82岁的老先生整整5天坐在电视机前，入迷地观看实时转播的峡湾巡航之旅。他到底在看什么呢？他是不是像海鲁姆打趣的那样，只是不想离开座位，担心自己会错过什么？还是说如此的迷醉并不是因为担心自己会错过什么，而是因为时刻、地点与景物之间的分界在逐渐模糊？
长时间地观看从奥斯陆到卑尔根的火车之旅，凝视着车后的铁轨绵延无尽地滚向远方的地平线，沉浸在驾驶舱的阴影里，还有那窗外的风景——点缀着零星亮光的漆黑隧道，沐浴在耀眼日光中的灰色山岩，高耸的电缆塔和月台上的巨大集装箱，一望无际的大海和沙滩，万里无云蓝天下刺眼的白雪、郁郁葱葱的草地和玻璃般清澈的湖水，最终融入单一无尽的声色流之中。
此时此刻，与其说你沉浸在风景之中，不如说是沉浸于自己的思绪。观看的对象相比观看这一行为本身，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真正的慢，会把我们从日常观看世界的方式中抽离出来，不再将世界视为一系列互不相关的事物总和。它使我们回忆起自己呱呱坠地之时所见到的世界——一股没有分化的感官巨流。
从卢梭到慢电视，遐想始终是一种无声的抗议，表达了我们渴望生活在内心深处那份不会被他人或工作利用的漠然中。对遐想最常见的一种指责，就是将其视为彻头彻尾的反社会行为。这种观点将幸福塑造成了一种自恋的退缩——在自我陶醉中，外在世界的基本条件（时间、空间、他人）全都消失不见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游手好闲者经常被骂“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们对统治这个星球的规则和标准熟视无睹，激起了我们愤怒的蔑视。
和怀疑主义一样，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学说也推崇“不动心”，或曰平静的冷漠，并将其视为人生最大的善行。如何达成这个目标呢？和如今人们对享乐主义的刻板印象不同，实现“不动心”的途径不是无尽地快乐放纵，而是要避免引发紧张和痛苦的身心压力。在卢梭的湖上小船以及慢电视观众的扶手椅上，“不会体验到……快乐或者痛苦……仅仅能感受到自身的存在”。很难想象还有哪种景象比这更完美地体现了伊壁鸠鲁“藏起来，别管世界怎么样”[21]的忠告。
也许是预见到了慢电视带来的奇特乐趣，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出版于1996年的小说巨作《无尽的玩笑》中，描写了一部秘密流传的电影，任何看过它的人都会沉溺其中，在极乐的高潮中死去。这就是将自己完全沉浸于“不动心”状态的合理结果。如果你在船上或椅子上待得够久，你总会死去，完美的寂静总归要让位于生理需要，但是我们身上游手好闲的特质是否真的与他者世界的现实存在格格不入？为什么我们很难想象自己的内在节奏可以和他人的节奏和平共处于一个世界呢？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为我们具有获得和维持生存手段的需要，这迫使我们有责任让自身去适应不属于我们自己的节奏——田地里、街道上、工厂里、办公室中的节奏。我们的生存需要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需要劳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我们所谓的工作可以产出实际可感的产品。相比之下，劳动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创造。我们劳动，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这意味着必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劳动的循环。阿伦特写道，当我们谈到劳动时，“使劳役变得痛苦的不是风险，而是不断的重复”[22]。
无休止的重复是痛苦的，因为这代表着我们要屈从于外界强加的节奏。这意味着置身于水泄不通的车队里，或是在拥挤不堪的站台上等待晚点的火车；这意味着努力让身心适应键盘、电钻、传送带、收银机的节奏；这意味着要在紧迫的截止日期内完成任务，压抑任何想要小憩或散步的冲动。我们之所以不喜欢劳动，是因为劳动让我们以不属于自己的方式过活。
两个多世纪以来，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始终在设法构想一种工作形式，能够终结劳动单调乏味的霸权统治。这些学者包括启发了19世纪一系列公有制社会实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卡尔·马克思的女婿、写下了震惊世界的文章《懒惰权》的保尔·拉法格；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米哈伊尔·巴枯宁、彼得·克鲁泡特金；还有身为英国工艺美术运动领袖和活跃分子的威廉·莫里斯。
这些思想和观点在王尔德著名的文章《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中得到了整理和提炼，这篇文章是王尔德在读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后立即写下的。王尔德鼓励我们去审视，什么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我们最在意的，应该是那些对我们最有用的，而“美”仅仅是锦上添花，或只是一种懒惰。有用的东西才能满足我们最深层次的需要，美只是迎合了我们的欲望和奇想。
王尔德让我们想象由美统治的自我和社会，消磨灵魂的“有用”劳动都被外包给公有的机器去负担。在这样的世界里，美在于一个人或一件东西“是其所是”，即表现出其独特的个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个性“不会总是妨碍他人的个性，或者要求别人同自己一样。人爱他人，因为他们彼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