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绮贞的母亲身体不好，下了班还要多打一份工，才能养活他们。
每到夜深时，年幼的弟弟总抱着妈妈照片大哭，害怕的陈绮贞强撑着一遍遍安抚他。
哄睡了弟弟，就去给母亲烧热水，在熟悉脚步声出现在楼梯上，她就能冲到门口，把浸湿的热毛巾递过去。
而望女成凤的母亲总是旁敲侧击，“音乐班的学费跟家里房租一样。”
她热爱音乐，也心疼母亲，只有从别处省钱。
那时她在敦化音乐班读书，离家很远。
每天到学校，公交车程要两小时，乘一次冷气车8台币，非冷气车只要3台币。
所以，每回等车，哪怕冷气车先到，她也站在原地不动，一定要挤非冷气车，省下5块钱。
在台北闷热的天气里，背着乐器穿过城市，“每回站两小时，蛮不爽的。”
困窘和无奈在小小身体的发酵，膨胀得快要爆炸，却无处发泄。
有一天，她问母亲：“人死后会去哪里？”冷静的语调根本不像童言无忌的小孩，把母亲也吓了一跳。
她过早失去了童年的欢快，还把成年人的疲倦、无助、崩溃提前尝了一遍。
一次，和母亲、弟弟一同出游，拍了张合照。照片洗出来时，几乎瘦得不认识自己。她说：“三个人，三根竹竿，瘦得很可怕。”
就连母亲的朋友也提醒，“孩子看起来严重营养不良了。”为了孩子，母亲放下倔强，从出租屋回到了娘家。有了外婆的照顾，姐弟俩的生活质量终于有所回升。
但她被迫交出的童年已经不再可追了。
她说：“那以后，我都在用大人的思维想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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