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房子和家的故事
一
说到理想家庭，老舍先生首先提到了房子——“要有七间小平房：一间是客厅，古玩字画全非必要，只要几张很舒服宽松的椅子……一间书房，书籍不少，都是我所爱读的……两间卧室……院子必须很大。靠墙有几株小果木树。除了一块长方的土地，足够打开太极拳的，其他的地方就都种着花草——小树上悬着小笼，二三绿蝈蝈随意地鸣着”。
老舍先生写《我的理想家庭》时已经三十九岁，三十九岁的人用平时朴素的言语描绘了心目中的理想家庭。单从这题目去看，那时的老舍先生想必还在为这理想的家庭奔劳着。不然，他也不必把“理想”二字用到家庭的前面了。由人推己，倘以七间小平房作为理想家庭之建设标准，时下的我，也只好先用中山先生的遗嘱来鼓励自己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不过，想想这些年为房子而努力的过程，大可约略看出一些生活的路痕。
1984年，我22岁，那年夏天，我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揣着一红一绿两个本本（毕业证、学位证），凭着一纸派遣证，进了一所师范学校。从此，我就成了梦寐以求的公家人。挣的是工资，吃的是商品粮，我再也不是村儿里人了。
单位领导分我一间宿舍，本以为可以自己独占一室，不想，里面还有一位。这也无妨，跟大学里八人一间的宿舍比起来，还有啥不满足的？更何况我有了自己的办公桌，估计还会有办公室的，这有多好，我很知足。于是，就努力工作。
单位有一个家属院，结婚成家的老师们都住在里面，一排一排的平房小院，有两间的，有三间的，去他们那里做客，感受着浓浓的家的温馨。心里就想，等我结婚了，也会有这么一个小院的，尽管那院子很小，尽管只有两间甚至一间半房子，尽管听说要分到这么一个小院，光结婚还不行，还要排队，要等上好几年，那也是令人向往的。既然是公家人了，就不用跟村儿里人那样，需要自己攒钱盖房子，公家早晚会分一套房子给我的。
二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媳妇还没娶，房子还没分，我却病倒了。从廊坊到北京，死去活来的折腾了十八个月，病魔把一条小命扔给我，却把所有的光带走了，我成了一个盲人。
从医院出来，单位直接用车把我送回老家养病。住了半年多的那间宿舍又归了别人。
在村里那几年，基本做了两件事，一是全国各地到处跑，巴望着我的眼睛能重见天日，只要打听到哪儿能治疗视神经萎缩，父亲就陪着我不顾一切地投奔而去，结果自然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原本脆弱不堪的心，也在这一次次由希望到失望的熬煎下硬朗起来，达观起来，慢慢的，也就闯过了诸如“无光明，毋宁死”之类的心理关口，下定了在试着活一次的决心。其实，人挺善于说服自己的。第二件事是，26岁那年冬天，我成了家，不是成了什么作家、画家，是结婚成家的家。我们中国的语言就是精妙，结婚成家四个字包含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娶了媳妇，就要有家，家是什么，说不清楚，但必须要有房子，哪怕只有一间也行，不然，何谈有家。于是，年轻的妻子天天在我面前唱那首破歌——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我被她的歌弄得心烦意乱，蓦然间，我想起了单位，想起了单位那个家属院。我想回去了。我是有单位的人，我应该回去。
我不知天高地后的给单位领导写了一封信，说了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话。我说我结了婚，生了子，可我还没有家，我想回去，请单位分给我一套房子；我说我已经开始写作了，并且在中央电台、省报发表了文章，在村里生活闭塞，环境恶劣，不利于实现我的人生理想，总之，我要回去，要在那个城里安一个家。
信发出去了，我等单位回信，然而，没人理我，再写信，还是没人理。没办法，我带着媳妇去了两百里外的单位。见了领导，领导说：第一，单位住房紧张，很多结了婚的双职工还是无房户呢；第二，你媳妇是农村户口，按照政策，是不符合分房条件的。我没词儿了，傻眼了。
垂头丧气的回到村里，一度断了回城的念想。然而断不了，即便白天能管着自己不去想回城的事，夜里做梦也都是回了单位，分了房子…想我这祖宗八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后代子孙，好不容易凭着自己的努力，通过高考这架尽管残忍却很公平的独木桥，甩掉了农业户口这个令人耻辱又无奈的身份，挤进了城里人的行列。可老天不睁眼，它在我春风得意的时候，当头一棒，把我打回了原形。尽管单位每个月按时把五十几块工资寄给我，可我却活在乡下，跟那座城市隔的那么远；说到写作，在乡下见不到报刊，没有图书馆，更没人跟你交流写作的问题，在这等环境里，在那种心境下，写作能有啥出息呢？没了眼睛，好不容易给自己找了一条活路，然而，倘老死乡下，这路也只能通向坟墓了。不行，我要回去，说什么也要回去，我的理想和那理想的家庭应该在那里。
一旦下了死决心，就有些不择手段了。给单位领导一封一封的寄信，隔上一两个月就让老婆陪我回单位找领导，厚着脸皮求人帮忙、说情，通过更大的领导给单位施加压力，带上花生、小枣到领导家拜访，用我的残疾、老婆的泪水求得领导夫人的同情……我成了无头苍蝇，笼中困兽，尊严、面子贬的一文不值。我只想在城里有一间房，安一个家。
闹腾了两年多，单位领导终于同意给我一间房，不在家属院，是单位大院一间平房。我终于在离开单位六年多后，重新回到了京津间的这个新兴城市。
住进那间平房，感觉有点熟悉，问问它的位置，恍然明白，原来，这间平房正是我当年住过的那间宿舍。这一排平房共有五间，都改成了家属宿舍，一家一间，里面住人，外面靠墙搭一个一米见方的棚子，用来做饭。
三
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老婆在单位当了临时工，三岁多的儿子进了单位的幼儿园，我则在那间集睡觉、吃饭、会客、读书写字于一炉的房子里开始了我的文学梦。
有好心人建议我学学按摩，学会了，可以开一个按摩诊所。我没听他们的话，那时的我，一心想的是写作，是出名，至于生计问题，有单位按政策给我的那点工资，尚可沾粥，倘为了多挣几个钱，耽误了自己的梦想，得不偿失。现在想想，挺后悔的，如果那时我学了按摩，开了诊所，也不至于现在过得如此寒酸了。都是年轻时的虚荣、轻狂害了自己。行文至此，想起一位友人写我的一段话：“如今的他（当然是指我），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了，出过书，获过奖，还是市政协常委，省盲人协会副主席啥的，可他出门打个车，票都没人给报……”但无论怎样，那时的生活是令人难忘的，是让人怀念的。
在那间平房里住了一年多，单位又给教职工盖了两排宿舍，够条件的人搬进新居，旧房子腾出来，单位就让我搬了进去。
那是一个一间半的小院，有了厨房、厕所，空间依然狭小，然而我很知足。毕竟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家了。
老舍先生说:“家中不要电话，不要播音机，不要留声机……有人白送给我也不要”。我却没有老舍先生那样的清雅脱俗，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家，就把这些年攒得那点钱找出来，根据那时的行情，算计着能买点啥回来，算来算去，只购买一台电视机和一个洗衣机，且都是国产货。其时，这些东西早就进了寻常百姓家。当时最时兴的要属家庭电话了。不过初装费很贵，三千多。我很想装一部，眼睛不好，行动不便，有一部电话，跟外边的联系就方便多了。我把这想法跟父母说了，父亲咬咬牙，把两年卖棉花的三千块钱都给了我。从此，我可以随时跟同学、朋友、编辑部老师联系了。
可好景不长，儿子上一年级那年，老婆突然要跟我离婚，好说歹说都不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只好还她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了。她拿走了钱物，我留下了儿子。从此，我恨起了一些人和这一间半房子，觉得是它风水不好，我盼着早点搬离这儿。
果然，机会来了，离婚半年后，也就是1996年夏天，单位决定对家属院进行改造，准备拆掉三排老旧的平房，盖一栋六层家属楼，我所住的那一间半恰在拆改之列。
一年后，楼盖好了，够条件的人搬出平房，喜迁新居，我不够分新楼的资格，就又搬进了别人腾出的一套两间平房小院。这两间小院就是我搬进那一间半前盖起来的，房子很新，有倒座。院落不大，却很整齐，我很喜欢，很知足。即便在这儿住到老死也没啥抱怨的了。
四
真是事随人愿，住进小院不到两年，国家要实行住房改革，单位说可以把房子买下来，很便宜，不到两万，我把这些年积攒下来的稿费统统拿出来，买下这个小院。从此，在这个城市，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那年，我正好三十九岁。
学着老舍先生的样子，我在院子里种了一株木槿树，砌了一个小花池，种上草、茉莉，春夏秋三季，小院就有了绿意，有了花香，有了蛐蛐的叫声……几篇得意之作都是在那几年的夜晚，伴着小院的花香与蛐蛐的叫声写出来的；这六七年的光景是浪漫而美好的，很多跟青春、跟友情，跟女孩，跟恋爱有关的故事留在了那小院的角角落落。人生，无论是长是短，是悲是喜，是逆是顺，有了那样一段时光，就不枉此生了。更何况，那小院还为我留下了一个女孩。
她是一所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她并不怎么喜爱文学，只是出于好奇，跟同学去了我那小院。缘分是无理可讲的，一旦落入它的圈套，恐怕就在劫难逃了。
就在我买下那两间平房小院不久，传来一个消息，说我们这所学校要跟另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合并，升格为一所本科师范学院。时隔不久，果然合并了。
2004年，新单位盖了十几栋家属楼，自然，我还是没有住新房的资格，单位把一套八十平米的旧楼房分给了我，当然是按照房改政策办事，单位回购了我那两间平房小院，我补足了差额钱款，就拿到了这套小三居的楼房钥匙。
光阴荏苒，似水流年，转眼间，住进这套房子已经十年有余了，跟这房子有关的故事着实不少。比如：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就是在这套房子里写出来的；2005年春天，那个落入缘分圈套的女孩做了我的妻子；2007年，也就是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她在这房子里生下了我们的儿子，如今，小家伙已长到八岁多了；2008年，也就是北京举办奥运会那年，我一手拉扯大的老大顺利考上大学，如今在一家机关上班，也成了公家人。去年国庆节，他也娶了媳妇，买了一套房，如今，正帮着他还房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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