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是枝裕和的新作《掮客》一直备受关注，除了导演本身强大的号召力外，演员阵容也很亮眼，有大家熟知的宋康昊、姜栋元、裴斗娜、李知恩等人，其中宋康昊还凭借本片拿到了戛纳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奖。
这部电影围绕卖婴掮客、卖淫女、婴儿、警察来构成故事，大家都在期待，这将是韩国版的《小偷家族》。可影片大范围传播后，评价却不太好，尽管是枝裕和编导时，确实按照以往温情舒缓的节奏来讲述故事，掮客、卖淫女、孤儿等各个带着悲苦前史的人物组成临时家族，为着考验人性的目标共同前行，历经一段旅程，疗愈各自心头创伤。
这种对家庭结构的探讨，对道德困境的描摹，是枝裕和素来擅长的。但《掮客》实际呈现效果却有些水土不服，所以观影感受总在熟悉和走样间徘徊。其实《掮客》这个题材本身已提供值得探讨的空间，把亲情拆分出先天血缘与后天陪伴，描述组队式家庭情感生成的过程，这与他的前作《小偷家族》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故事难点也很明显，人口买卖属于犯罪，如何通过影像实践，既保留道德诉求，又能深刻阐述买卖双方的人性多面体，前者是影片基础调性，后者是影像本身，似乎理论上这也是最能为人接受，并且触动人心的表现原理。尽管从《无人知晓》到《小偷家族》的故事，都基于道德是非之地，但主要是单面观察，聚焦边缘化群体。而《掮客》则尝试更多视角，视角用来分担观点，每个角色都围绕买卖婴孩这件事，表达各自的话语。
由姜东元饰演的掮客东秀，在孤儿院长大，由己推人，他和宋康昊饰演的好兄弟相铉认为有了拿钱求购的父母，卖婴就不必遭受道德困境。掮客光看钱已能做这场生意，但如果赋予自己使命，高举拯救旗帜，更能心安理得的卖弃婴，因为这就从单纯交易上升到救赎层面，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表面上已成为了复合型事件。李知恩饰演的生母素英抛弃孩子后内心不安，但又无力坚决要回孩子独自抚养，最后选择亲自把关选择买家父母。这看起来是对孩子的关爱，实则是精心炮制的推卸责任。挑选条件更为优渥的父母无可厚非，但说一千道一万，最后还得落脚到金钱交易上，这就会让先前的条件显得轻盈，至少真诚会大打折扣。导演是枝裕和也无法回避这个最尖锐的冲突，于是在影片里反复质问，但谁都清楚，这是一团缠绕住的虚线，只能弄清有几种颜色，却无处下手，更不可能解得开。裴斗娜等人饰演的警方对卖婴这事态度坚决，不养就别生，从源头杜绝这类事件发生。然而人并非机器，生活也不是执行二进制命令，所以事情一再重演，过去有过，以后也还会有。
于是这种观点在影片里定位就有些尴尬了，不说是没有态度，说了又徒增抱怨。所以导演引出第二个思考，来冲淡“不养就别生”在影片中的尴尬，这其实才是他想表达的，反思诱导犯罪的警方在婴孩交易中担任的角色，以正义之名，却促成了不法交易。《掮客》故事重心不在讲述抓捕或犯罪，掮客带着生母找买家更像旅行，多是明亮色调，临时家族也在游乐过程中，消解了彼此心结。而警方紧随其后倒像个观众，见证他们的行为，评论他们的做法，看不下去了就找到生母表明态度大吵一架，也不知道是否对电影与观众的关系有所隐喻。
《掮客》姿态有些别扭，语言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枝裕和身兼编导，创作能力很强，但作为日本人，创作时脑海里必定是以日语定调，故事逻辑，人物行为以及台词书写，都是按照母语惯性创作。语言决定普遍性格，而影视化过程，本身就是发掘展现各民族个性的过程。于是《掮客》更像日本思维主导下，移植故事模型后的韩国电影。外在表现形式，即影像塑造过程，着重依靠韩国团队。韩国演员群作为画面主体，演绎着他们民族的调性。而拍过《燃烧》《寄生虫》的摄影师，也为《掮客》编织了包装盒。来自日本的是枝裕和统领这条船，同时担任导演、编剧和剪辑，于是不管这部影片穿着什么样的韩国服饰，其实里面的骨肉，还是搭建在他这些年观察日本生活的经验之上的。所以整个影片如果改用日语对白，观感或许会顺畅许多。语言除了表达民族特性，还影响表演方式。日本电影尤其注重独白延宕，经常看见日本演员表演碎碎念，是枝裕和也习惯给出这类镜头，但这次平行挪动，独白效果似乎就变弱了。比如《掮客》里裴斗娜的独白戏，缺少日语无实义的尾音，而镜头却在等待延宕，于是台词接中断而陷入沉默，本该保持的情绪立马被斩断。
《掮客》仿佛一部翻译影片，而且是制作层面的翻译。毕竟跨语种写作极其困难，母语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如果好运碰到擅长的语境，当然也能拍出佳作，不过更多则是遗憾。所以《掮客》是一部有缺憾的作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继续期待是枝裕和的作品，他独特的叙事节奏与人文关照，永远吸引影迷。只是下一部，还请回归日语语境，做回那个游刃有余的是枝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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