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民党号称“八百万精锐”几乎丧失殆尽，蒋介石也不得不在1月21日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上台以后，就表示愿意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8项和谈条件，与中共谈判，以求早日结束内战。这8项条件是：
1.惩办战争罪犯；
2.废除伪宪法；
3.废除伪法统；
4.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5.没收官僚资本；
6.改革土地制度；
7.废除卖国条约；
8.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权力。
但李宗仁并不是真心想和谈，他企图利用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对李宗仁的态度表示了欢迎，他托人给李宗仁带话：
南京要真正和谈，我希望派一个比较恰当的人来，这个人姓刘，叫刘仲容。他不是共产党员，是我们的朋友，又是你们的亲信，他来比较合适。
这个刘仲容到底是谁？为什么毛泽东点名让他去和谈呢？
1903年，刘仲容出生于湖南益阳，1923年就加入了国民党，他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共产党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后来他长期担任李宗任的幕僚,
是桂系的智囊人物。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时期,
他以桂系特使身份,
秘密奔走于中共和各反蒋派系之间，可谓是左右逢源。
西安事变爆发时，刘仲容正在西安，他曾与周恩来进行过长谈，后来又受邀访问延安，并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曾亲切地对他说：“刘先生是桂系的亲信，中共的朋友。”
1945年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又在重庆接见了刘仲容，并对他说：“刘先生8年前来延安看我，8年后我到重庆看你，属礼尚往来嘛！”
正是因为刘仲容和中共的良好关系，所以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谈判人物。李宗仁于是派刘仲容为自己的密使，赴北平与中共进行和谈。
刘仲容临行前，去拜访了白崇禧，白崇禧对他说：“毛泽东与刘兄私交不错,
称你是中共的朋友,
想此行必有功而返。”
刘仲容说：“但愿如此，但中共目前占尽上风，在原则问题上可能不会让步。”
白崇禧严肃地说：“我们也有底线，那就是‘划江而治’。”
刘仲容问：“要是毛泽东不答应呢？”
白崇禧有些急了：“答应不答应是他们的事，你必须坚持不让！国军虽然损失严重，但还有强大的海军、空军，就凭共军的几条木船，胜败之比是100比0！”
1949年3月下旬，刘仲容历经辗转，终于到达了北平，并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让他谈谈南京方面的情况，他说：“南京政府内部有三派：主和派、苦闷派和顽固派。”
毛泽东问：“李宗仁和白崇禧算哪派？”
刘仲容回答：“基本上属于主和派，他们既谨慎防范蒋介石下毒手，又害怕共产党把桂系吃掉。为保住桂系的一点血本，保住现有的地位，我们权衡再三，谋求停战共处。”
“刘先生说的‘共处’，是按我方所提的八项条款签约共处，还是……”毛泽东又把问题甩给了刘仲容。
刘仲容说：“南京方面主张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与中共和平共处。”
毛泽东严肃了起来：“要我们不过江，这是不可能的。白崇禧估计解放军的渡江部队只有60万，
这是错误的。我们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解放军渡江后，江南的广大人民是拥护我们的。到那时候，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这是白先生没有估计到的。”
刘仲容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分析确实有道理，他只好央求说：“如今你们处于绝对上风，胜券在握，希望毛先生以宽大为怀，网开一面，给政府适当面子；于我，回南京也好有个交代。”
但毛泽东摇摇头：“我们不是宋襄公的仁义之师，我军必须过江！”
虽然这次双方并没有谈拢，但此时桂系的一部正被解放军包围在安庆，还有一个团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陈赓兵团缴了械。为了表示中共和谈的诚意，毛泽东命令部队放松了对安庆的包围，并归还了在武汉的那个团的武器装备，这令刘仲容非常感动。
4月2日晚上，毛泽东又在香山接见了刘仲容，告诉他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和中共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希望他能回南京再做做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工作，争取能够让他们把立场转变过来。
毛泽东还说：“白崇禧很喜欢带兵，他的桂系部队只有10来万人，若是和谈成功了，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国防军，可以请白崇禧继续带兵，让他指挥30万部队。”
刘仲容听后非常感动，表示自己一定会回去尽力做李、白二人的工作。
最后毛泽东又给李宗仁提出了4条意见：
1.李先生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他照样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
2.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先生出席，我也出席，如果由白崇禧、何应钦为代表，我方则由周恩来、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谈成签约后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届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再挂了。
3.关于桂系的军队，只要不出击，我们就不动它，待后再商妥善办法。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可照此办理。
4.和谈业已开始，美国人和蒋介石是不甘看到成功的，必然阻梗破坏，希望李先生洞察其奸，切莫上当。
刘仲容临行前，毛泽东还对他开玩笑说：“你敢回去吗？我可以为你打保票，保证你平安回来！”
4月5日，刘仲容回到了南京，当晚他就去找李宗仁，准备向他转达毛泽东的忠告，但没想到李宗仁却莫名其妙地叫来了何应钦，何应钦对刘仲容和毛泽东的会面内容毫无兴趣，他说：“我们的代表团不正在北平同中共谈判吗？还是等那边的消息再说吧！”
李宗仁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刘仲容见他们没有一点和谈的诚意，也就不再多言，匆匆离去。
第二天，白崇禧也从武汉赶了回来，刘仲容告诉了他毛泽东想请他带30万国防军，但白崇禧却根本听不进去，他说：“既然如此，仗非得打下去不可了。我不在乎个人进退。你告诉毛泽东，划江而治决无退步余地，你还可告诉他，真的打起来，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刘仲容还准备继续劝白崇禧，但此时蒋介石派人给他送来了一批黄金作为奖赏，从而助长了他对中共的强硬态度。刘仲容连续劝说几天，却毫无结果，只好长叹：“事难成矣！”
4月12日，李宗仁再次派刘仲容去北平，临行前他一再交代：“竭尽所能,
使毛泽东放弃渡江的条件。”
刘仲容回到北平见到毛泽东后，毛泽东笑着说：“我给你打过保票，现在你不是平安归来了吗？这不是算命，是看形势。我料到也是如此嘛！那没办法，我们非要过江不可！”
刘仲容说：“未能说服李总统与白总司令,
请毛先生包涵。”
毛泽东笑着说：“两家子的事，还须双方情愿嘛，你已尽到责任了。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4月20日就要渡江。希望李先生在解放军渡江以后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我们待以上宾之礼，对白崇禧同样优待。”
但李宗仁最终还是缺乏和谈的诚意，4月20日，国民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李宗仁逃到了广州。
5月17日，白崇禧放弃武汉，撤往长沙，他给刘仲容发电报，命令他回长沙。但周恩来知道以后，对刘仲容进行了热情的挽留，他说：“你还回去干什么？很快就会全国胜利，我们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来做呢！”
刘仲容非常感动地说：“毛先生、周先生一再挽留，不胜感激，我决意留下，听从驱策。”
从此刘仲容留在了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他受毛泽东之托，创办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并担任院长，为新中国培养了很多的外语人才。
建国以后，毛泽东经常邀请刘仲容游泳，1965年7月，两人又一起畅游，毛泽东发现刘仲容的游泳技术有进步，于是高兴地说：“我们好久不见面了，你很有进步啊！”
刘仲容谦虚地说：“全靠主席的教诲。”
此时毛泽东说：“我也是你的学生了。”
刘仲容没有明白毛泽东的意思，愣在了原地，毛泽东于是向他解释，原来他请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语老师章含之教他学英语，而刘仲容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院长，自然也算是他的老师了！
刘仲容还先后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届委员、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副主席，成为见证新中国成立并为其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位重要人物。
1980年3月27日，刘仲容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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