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十五）

第二十章（十五

）儒家显然没有像佛家这样，先将义理分开阐述，最后汇三归一。儒家始终“一以贯之”——只有一个良知，没有三个良知；只有一个仁，没有三个仁。但儒家极高明之处在于以一摄三，含三为一。“安而行之”，三身自在其中矣；“安而行之”，汇三身为一身（法界体性身）自在其中矣。何为“法界体性身”？心性之在其自己之谓也，心性之主体性和自在性之谓也。以儒家言之，即“大而化之”之谓也，“大成至圣”之谓也，“仁心无己（以仁为心，即以仁为主人）”之谓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谓也。

简言之，无我之我不是企求而来的，而是通过长期地认同与安行于“我未生”或“我已死”之状态，自心性中自然而自发地呈现出来的。无我之我不是后天塑造而来的，乃是心性本有之自主性与自在性之本身。践行（修行）者只管一味地将无我持续下去，心性自会呈现出无我之我。因为心性之主体性和自在性只有在修行者的持续无我状态中，才能呈现出来。心性之所以一直呈现不出来，正是因为被凡夫顽固而强大之自我（小我）封锁和压迫着。自我消融一分，心性即彰显一分。自我之消融与心性之彰显永远是反比关系，这是被儒佛道等全人类圣学所共认的生命之理。此义理不因种族、学派和时代等任何因素而改变。

“或利而行之”：此与中士相对应。“利”者，宜也，理也。合理即合宜，合宜即合利。是故，利、宜、理，含义一也。一个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取决于其是依个己情绪而行事，还是处处依理而行事。做事依事理而行，学儒依性理而行，学佛依空理而行，等等。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皆能自觉自愿地依其理而行，此乃人格或曰心智成熟之标志也。

“利而行之”虽然尚未达到无我之境，但也并非如凡夫那般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姑且名之为“依大我而行”：比小我、私我、自我超升了一层，但尚未进至全然无我之境，处于中间的过渡状态。比之于一般人，通达大我之境已经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升华了。

“或勉强而行之”：“勉强”者，造作也，有为也，机械也，自我当家作主也。此是心智成长之起点，道德觉醒之萌芽，与其对应的是“困而知之”。从生活的处处碰壁中开始反省，从人生的困顿窒息中幡然醒悟，由是发愤学习，努力成长。“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解释是：“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夫子所言之“愤”“悱”之状，是对“困而知之”之“困”字最为生动之形容。

虽于困顿之中，于愤悱之中，幡然醒悟，发心向学，躬身实践，但由于凡夫背离心性太久，溺于自我太深，身心染污太重，心智异化太甚，于起步之际、成长之初，难免处处生硬机械，有为造作，手足无措，顾此失彼，狼狈不堪，若干年下来，可能未见明显改善，未见显著成就，难免初心动摇、信心丧失。于是振作起来，询之于师，质之于经，痛加反省，切实用功。如是反反复复、摇摇摆摆，渐渐走入正道。成长之路上的种种曲折与惊险，唯有自己最为清楚。恰如前人所言，其中百般滋味、万般情绪，尽在酒中，尽在泪里。

万幸的是，我们毕竟开始了“勉强而行之”，踏上了成长之路，开启了觉醒之门。需知还有多少红尘客，困顿终生，碌碌一生，也没能“勉强而行之”。佛曰“一阐提人”无可救药，此之谓也；子曰“朽木不可雕也”，亦此之谓也。

“及其成功，一也”：无论是获得经验知识，还是获得良知智慧，人类有一个通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意为无论我们所求何物，求则必得，不求则不得。“勉强而行之”日久，定然升进至“利而行之”；“利而行之”日久，定然升进至“安而行之”。是故所有的学者和行者，无论起点是高是低，只要持续不懈，最后所有人定然达至“生而知之”，定然都是“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生知、学知、困知，皆属于知之范畴；安行、利行、勉行，皆属于行之范畴。生知相应于安行，学知相应于利行，困知相应于勉行。千年之后的阳明先生将此概括为“知行合一”。虽然于孔子时期，经验知识和仁智（般若智慧）已经有了区分，但区分之意识不甚强烈，多数时候还是将这两个迥异之概念混同使用。直至北宋五子出世，才正式区分出“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并分别给这两个概念以清晰的定义和适用范围。自北宋至明代中期之阳明先生出世，期间已历三百多年，这两个重要概念早已伴随着儒学之兴盛流传至家家户户，成为每个读书人反复学习和思悟的核心概念之一。作为学习典范的阳明先生不可能于此从未留意过，即阳明先生必然深知这两个概念之定义与内涵。当阳明先生在给其“心学”里最重要的概念“知行合一”之“知”下定义时，他明确指出，此“知”指孟子“良知、良能”之知。如是，则阳明先生“致良知教”之格物致知，其所格之物，乃心中之物也（即内在之五毒与私心杂念也）；其所致之知，乃人人本有之良知也。如是，则《中庸》所引夫子“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之“知”，只剩良知之知，不再包含经验知识在内。如是，则自阳明之始，华夏文明只剩“致良知”之道统传承，再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之学统流布（实则于阳明之后，“致良知教”因缺乏深切著明之弟子弘扬而顿然中断。故于先生之后，学统与道统全部湮没无闻，直至于今，五百年来再无圣者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