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十六）

第二十章（十六）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好学近乎知”之“好学”可分为二：一者是对外界充满好奇心，受好奇心之驱动而探求之。此“好学”复可分为两类。一是对社会知识之好，以成就社会科学；二是对自然界奥秘之好，以成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统称为经验知识（闻见之知），皆是对现象世界之了解。二者是对内在生命（心性）世界充满好奇心，受好奇心之驱动而探求之。此“好学”所获得之知识（称呼为“智慧”更准确），属于德性之知、良知之知、心性本觉之知，皆是对本体世界之洞察与了悟。这是从“好学”之动机而言，若从“好学”之目的（用途）而言，亦可分为两类——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为己之学”指所学在于究明己事，探明生死之奥与生命真相之学也；“为人之学”指非己所好，其学在于求取功名、满足虚荣等身外之物也。包括儒佛道在内的东方传统文化，皆属“为己之学”。夫子曾数次痛责“为人之学”之害。

“好学近乎知”之“近”字，有学者释为“等同”，亦有学者释为“接近”“趋向”。“近乎知”之“知”字，在夫子之语境里，在春秋时代，同时包含内圣之智慧（德性之知）和外王（以治国理政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和以提高生产力、改善民生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之知（闻见之知）。

“好学近乎知”可以释为：好学本身就是一种十分难得的智慧。当一个人萌发好学之心时，此萌发本身就是智慧之显发，就是生命之觉醒。亦可释为：好学是将我们引领至知识宝山和智慧海洋的唯一途径。好学是对个己人生之成长责任的真正担当，是对个己道德（生命）觉醒之义务的切实履行。此举即是对己忠诚之表现与落实，如是之人生即是真诚之人生，或曰无伪之人生。

“力行近乎仁”：好学是因，力行是果，好学与力行是因果关系。力行者，尽心尽力地落实所学于身心内外之谓也，尽心尽力地践行圣贤教化于在在处处（即努力活出圣贤的一切）之谓也。

如“好学近乎知”一样，“力行近乎仁”亦可释为：力行本身就是“仁”之表现。当一个人萌发了力行之心的当下，他就是仁之化身了。将力行贯彻于何处，即仁义彰显和流行至何处；力行之纯度（动机有私心与否）即仁义之纯度。如若是在全然无我、无为、无执、无私前提下力行圣贤之教化，则当下即达“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之圣贤境界。还可释为：力行（尽心地修行或曰践履）是将我们引领至仁境（心性）的不二法门。换言之，任何未经长期尽心尽力地修行（实践）而来的观念与主张，都是空谈玄论，全部不足采信。为何圣贤的教化名曰“圣言量”？那是因为所有圣贤皆自“力行”中来，皆真切地获得了生命之觉醒、真切地开启了心性之内涵，这一切全部有证有验，他们的真知灼见全部经得起再三之质疑与检验，足为后学所采信。

“知耻近乎勇”是“好学”与“力行”之前提：深感自己之不足，深感自己之浅陋，并以此为莫大之羞耻，于是振作精神，奋发图强，敏而好学，倾力践行，此谓之“大丈夫气概”，此谓之“勇士”。反之则是：明知自己之不足，明知自己之浅陋，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得过且过，毫无骨气地活着。佛陀说：能战胜敌人者，是英雄；能战胜自己者，是英雄中的英雄，名曰“圣雄”或“大雄”。可见战胜自己要比战胜千军万马之敌还要困难得多。如此困难而又成功地战胜了自己之人，当然是英雄中的英雄。佛家称呼佛陀为“圣雄”或“大雄”，因为这些佛菩.萨们全部是战胜了自己的大英雄、大勇士。在流行于中国藏族地区的金刚.乘佛法中，有一个习惯是：称呼女性佛菩.萨们为“空行母”或“空行”，意为她们都是通达空性并修行获得成就之人；称呼男性佛菩.萨们为“勇士”，意为他们都是战胜自己并获得成就之人。

真是无独有偶，不仅佛家称呼战胜自己之人为“勇士”，儒家同样称赞“好学”与“力行”仁义（良知）之人为“勇士”或“大丈夫”，将“勇”“知（智）”“仁”并称为“三德”——儒者必备的三个美德。一个君子，一个践行圣贤之道（中庸之道）的君子，此“知、仁、勇”三德若缺其一，则不名“君子”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此句可译为：人不可以不知羞耻。从不知羞耻到知晓羞耻，就可以免于羞耻了。此句亦可译为：人不可以不知羞耻。比无耻更为无耻的是，从来不对自己的无耻感到羞耻。

为何一个正常的人会如此地不以耻为耻呢？那是因为他深陷于麻木不仁状态，深陷于兽性之中——所有的动物都没有道德感，都没有道德意识，更没有道德反省（觉醒）能力，因为它们没有主观能动性。唯独人类拥有人之为人之人性，故而人有超越的反省意识。如果我们明明拥有此“道德觉醒能力（知耻之能力）”而放弃之，意味着我们将自己主动地认同为一只动物，而不是将自己认同为与禽兽存在着本质差异、具有人性和道德反省能力的人。

《孟子·公孙丑上》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四体”即手足之四肢。四肢与生俱来，孟子以此指示“四端之心”亦为与生俱来。孟子之“羞恶之心”即夫子此处所言的知耻之心。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知耻之心是为因，“不愧于天”“不怍于人”是为果。一个人能于天地之间坦坦荡荡，能于所有伦理关系中无有半点愧疚，如此之圆满是只有真正的圣贤才能达到的。

“知耻近乎勇”亦可有二解。其一为：敢于承认自己诸般之不足与浅陋，这份肯认本身需要莫大的勇气。无勇之人，是断然不以之为耻的。其二为：越是知耻之人，越是强化自己的勇气和胆魄，逐步地将自己成长为一个敢于肯认自己的不足与浅陋，更勇于好学、力行来改变自己的大丈夫。将这两个解释中的任意一个作为标准，来衡量当代一般民众之操守，很遗憾，绝大多数人都应该划归到“无耻近乎勇”（即“无知者无畏”）之范畴里去。由是而知，我们的圣学凋零到了何种地步，我们的华夏文明已经礼崩乐坏到了何种程度；由是而知，包括“羞恶之心”在内的四端之心不再萌发久矣，更谈不上将其充而实之、扩而大之、圣而化之了。我等不幸生于斯世，只能悲叹命薄运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