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郑和下西洋时对马六甲王国的扶植

第六节 郑和下西洋时对马六甲王国的扶植

大明王朝海外扩张事业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马六甲王国”。在郑和船队

抵达马六甲之前，被迫从淡马锡搬迁至马六甲的拜里米苏拉，仍不得不向泰国的大

城王朝纳贡称臣。也许有一天，马六甲王国能够摆脱暹罗人的控制，但不要忘记，

南边还有爪哇人的满者伯夷帝国在虎视眈眈呢。

以大明王朝和郑和船队的实力来说，是完全有能力重塑南洋地缘政治结构平衡

的。顺势给旧港的华人领袖册封一个“宣慰司”的头衔，就是这一能力的体现。不过“旧

港宣慰使”一类机构的设定，并不表明苏门答腊等地曾经在明朝时成为了中央帝国

的殖民地。在羁縻化外之地时，类似头衔更多只是在彰显中央之国的中心地位。维

持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才是大明王朝的统治者

所希望做的。这种想法与后来大英帝国在欧洲维持“大陆平衡政策”的出发点类同。

“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首耳熟能详的童谣，

同时也揭示了一个博弈理论：参与博弈者越多，彼此间的牵制越大。反之，对于外

部平衡者来说，恰恰又是最愿意看到被平衡板块碎片化的。为了做到这一点，英国

人不愿意看到欧洲出现一个绝对的王者（更别说一体化了），中国人也同样不想看

到东南亚有一家独大的情况出现。就马六甲海峡这条关键水道来说，无论是归属了

腹地在中南半岛的暹罗人（大城王朝），还是被统一了南洋诸岛的爪哇人（满者伯夷）

所控制，都有可能造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即使中国人主观上没有介入马六甲周边地区地缘矛盾的想法，仅仅是为南洋带

去的贸易利好，也有可能打破地区平衡。换句话说，这种利好更加倾向于谁，就会

助力其在地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这种情况下，抛开暹罗、爪哇两支业以坐大的势力，

在二者之间扶植一个弱小的第三方，对维持地区平衡反而有利。最起码在南北两面

都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新生的马六甲王国会更愿意将自己的利益与中国进行捆

绑，或者说置于大明王朝的保护之下。马六甲并非唯一的选择。没有选择马六甲周

边地区的其它城邦（或者部落国家），一定程度是因为马六甲王国统治者与三佛齐

王室之间的继承关系的。无论是政治还是商业合作，合作者本身的素质都非常重要。

相比马六甲周边地区大量存在的部落级别的政治体，源出三佛齐的马六甲王国，

并不需要政治及商业理念的培养。简单点说，会更懂游戏规则。穆斯林商团与马六

甲王国之间初步形成的合作关系，或者说王国已初步带有的伊斯兰属性，是郑和选

择马六甲王国作为合作对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抛开郑和本身信仰所带来的亲近感

不说，在信仰佛教的暹罗人与以印度教信仰为主的爪哇人之间，插入一个以伊斯兰

277信仰为基础的国家，将从结构上阻止三方融合，避免一方做大的情况出现。

事实上，今天马六甲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大体也是呈现如此平衡态势。

试想一下，如果马六甲海峡整体置于泰国或者印尼的国土范围内，将对马六甲海峡

及整个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的话，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可供参照的例子，

是将整个黑海 - 地中海通道打上“土耳其海峡”标签的土耳其。对这条重要水道的

控制，保证了土耳其即使在奥斯曼帝国没落之后，仍然能够在西半球的地缘政治格

局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土耳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还体现在其宗教上的

伊斯兰信仰与政治上世俗化（或者说西方化）的双重属性。这使得土耳其人客观上

有机会承担连接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使命，并从中为自己获利。当然，

这种“蝙蝠”的身份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既有机会左右逢源，亦有可能里外不是人。

两种属性中的某一种一旦过于强势，不仅可能会造成内部分裂，更有可能引发外部

的不安。

15 世纪初的马六甲王国，所承担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纽带的角色。对于郑和所代

表的中央之国海洋势力来说，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穆斯林已经在马六甲海峡

以西的整个“西洋”（印度洋）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南洋周边地区，穆斯林商人

的渗透工作也绝不比中国人差，甚至出现了中国移民皈依伊斯兰信仰的情况（反向

则几乎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海外启用“中国穆斯林”，还是扶植马六

甲王国这样的伊斯兰信仰国家，都能够让穆斯林商业力量将大明王朝视为一个战略

合作者，而不是一个竞争者来加以排斥。

马六甲的综合优势，使之成为了郑和船队在南洋最重要的海外基地。郑和船队

不仅协助马六甲兴建港口、城寨，还将此地作为中国使团和货物的集散之处。也就

是说，大明王朝的使者，以及带往南洋进行交易的货物，会先在马六甲停、贮，然

后再分别前往周边地区。一旦外交和贸易任务完成，分散出去的使团也是回到马六

甲集合。这一举措，不仅使得马六甲一跃成为了整个东南亚的贸易中心，更为之带

来了极大的政治利好。脱离暹罗控制立国，便是这一利好的初步体现。当然，能做

到这一切的前提，一定是主动表示加入中央帝国的朝贡体系，并频繁入贡以示好大

明王朝的统治者（“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 为了维持这种有利于中国的平衡，

大明王朝甚至数次在暹罗人进犯马六甲时，要求暹罗保持克制，不要做打破平衡之

举。

借助大明王朝扩张海外影响力的大势，在 15 世纪的上半叶，马六甲不仅控制了

马来半岛南部，还跨越海峡，控制了相对应的苏门达腊岛海岸线（今印尼廖内省地

区）。也就是说，这个瓶颈型海峡最重要的东部“瓶颈”部分，尽为被明朝称为“满

剌加”（马六甲）的王国所有。然而，因为郑和船队在海外布局时重用中国穆斯林，

及与满剌加这样伊斯兰色彩国家交好，就认为郑和是在假公济私的传教，也是有失

偏颇的。上述做法，更多是基于国家利益，及当地的局势而因势利导罢了。另一个

278可供参考的案例，体现在对锡兰的外交态度上。作为印度洋上另一个重要的航线节

点，郑和本人曾经六次到访这个僧伽罗人（佛教徒）主导的锡兰岛，甚至曾经在第

三次远洋之时开启过一场战争，并俘虏了对郑和船队不太友好的斯里兰卡国王。

以明史的记载来说，郑和锡兰之战的原因，与陈祖义被剿灭的原因一样，都是

图谋郑和船队所携带的货物。至于这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了。我们更关注的，是由此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在锡兰显示强大武力之后，郑

和并没有试图在岛上扶植一个伊斯兰政权，而是希望以“佛教”信仰为连接点，取

得彼此的共识（被俘的国王后来也被放归回国）。今天在斯里兰卡的土地上，仍存

在记录郑和布施岛上佛寺等行为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事实上，尽管郑和出使西洋之举，客观上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包括马六甲王国在

内的南洋国家传播，但南洋真正大量出来政教合一的“苏丹国”性质国家，却都是

在郑和身死，明朝不再向海外彰显强大武力之后。比如满剌加真正变成政教合一的

“马六甲苏丹国”，并跨越海峡进入苏门答腊岛的时间，是在 15 世纪中期。限制满

剌加的扩张规模，也能够体现出明朝平衡外交的特点。

马六甲苏丹国在做大之后，无论是从政治、商业角度，还是身为三佛齐王室后

裔的角度，都希望能够顺势得到由“旧港宣慰司”控制的以巨港、占碑为中心的三

佛齐故地。只是能不能做到这点，绝不仅仅是个实力问题。尽管郑和的逝去，意味

着中央帝国在海上强势扩张时代的结束，但大明王朝在南洋布设的朝贡体系架构依

然存在。马六甲苏丹国如果想“拿回”华人管理的三佛齐故地，政治上也必须得到

中央帝国的同意。要知道，即使不考虑外交和军事上的风险，贸然开罪中央帝国，

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也是无法承受的。最终大明王朝并没有满足满剌加对旧港的野望，

虽然在位的“旧港宣慰使”看起来应该是个中国穆斯林。

顺便说下，之前被封为“旧港宣慰使”（对外自称“三佛齐国王”）的施进卿，

已于 17 年前故去。接替执政的，是其次女施二姐。在政权交替过程中，其长子施

济孙与其妹妹之间曾进行过激烈的权力斗争，并各自寻求包括明朝在内的外交支持。

这种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之争并非我们所关心的，探讨施二姐身份才更有地缘意义。

施二姐能够在旧港上位成功，是源于马来世界当时还不那么高的文明层级。简单点

说，就是马来世界当时还有很大成分的母系社会遗风，对女性掌权一事本身，并没

有中国或者伊斯兰世界那么敏感。即使在今天，马来地区内部还有不少地区、民族，

有着显著母系制文化特点（比如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

公元 1440 年，独木难支的旧港宣慰司或者说三佛齐故地，重新归入了满都伯

夷帝国的统治范围。施二姐也率众移居爪哇岛，以避免在这个敏感之地成为博弈的

牺牲品。随着马六甲苏丹国的强势崛起，为了更好的争夺贸易资源，南洋的人口中

心——爪哇岛也在 15 世纪后期至 16 世纪掀起了伊斯兰化浪潮，并迫使满者伯夷帝

国的印度教统治者，逐渐将势力范围退缩自东爪哇地区（直至灭亡）。今天以旅游

279热点闻名于世的巴厘岛，则成为了满者伯夷 / 印度教文化的最后遗存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爪哇岛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除了来自马六甲的穆斯林商人

以外，移居爪哇的中国穆斯林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这种选择也不难理解，在中央帝

国重回闭关自守的状态后，原本更愿意突出“中国”属性的天朝弃民们，客观上势

必会突出他们的穆斯林属性，并最终在周边地区完成伊斯兰化后彻底融入。换句话

说，现在无论是在马来西亚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纯粹从血统上追溯的话，是很

难追溯到郑和时代的。那么，今天遍布南洋各地，并对当地经济居功至伟的“华人”

群体，又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他们与马来人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平衡的？我们将

下来的解读中揭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