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君主立宪制及其他政治权力分配模式的利弊
荷兰人更加纯粹的商人属性，使之在 17 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一有些“唯利是图”的属性，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今天大家会看到，一
些前殖民地居民会怀念大英帝国曾经的统治，包括精英阶层以受封英国“爵士”为荣，
但在荷兰人殖民最成功的南非、印尼，却几乎看不到这种现象。
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这种对殖民者的认同，好似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将之称为“被殖民综合症”并不为过。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技术角度，分析下大
英帝国为什么能够更加成功。如果把政治视为一项管理工作的话，那么它的主要任
务其实是在“分权”与“集权”问题上找到一个平衡点。英国的成功之处，在于打
造了一套适合自身特色的平衡体系。这种平衡反映在政商关系上，就是既可以通过
高度授权的“东印度公司”进行扩张，同时也没有被商业阶层所绑架。
337从结构上来说，经济无疑是政治的基础，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则需要统筹考虑
各种因素，以期维持社会的运行。任何为单一力量所主导的政治体系，本身都面临
着瓶颈。荷兰这种纯粹由商业阶层主导的“现代商业共和国”，与威尼斯这类“中
世纪商业共和国”，乃至“迦太基”这种“古典商业共和国”所遇到的问题都是一
样的，那就是没有办法被更多的人，尤其是被统治者产生国家归属感。一旦觉得不
能从联邦中受益，组成“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那些省，甚至会毫不犹豫的脱离这
个体系。
与荷兰这种经济利
益至上的组织模式相左
的另一个极端，是常
见的“军政府”模式。
当一个国家内部出现分
裂和混乱时，最为强调
意识统一和权力集中的
军人阶层，往往会被推
上政治舞台的中心。只
是说无论当时的客观效
果是好是坏，带有明显
英国女王
军事主导色彩的政治模
式，都将对社会多样性及决策的战略性造成致命影响，并最终造成体系的崩溃。明
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帝国”，便是典型案例。
以大英帝国的情况来说，并没有出现过商业力量和军事力量主导帝国走向的情
况。这一文一武两股力量，更多是在帝国的政治框架下相辅相成。在这当中起到关
键作用的，是一个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以至于被当时的荷兰、法国资产阶级所摒
弃的传统权力核心——王权。17 世纪末，英国率先爆发了带有新兴商业力量（资产
阶级）崛起性质的革命——“光荣革命”。不过与后世很多类似性质革命不同的是，
这场革命并没有摧毁英国原有的政治体系，而是做出了一项历史性的改革——君主
立宪。
所谓“君主立宪”制，用四个字形容就是“统而不治”，在保留君主作为国家
统一标志的前提下，政治权力由君主逐渐转移到议会。英国的这一创新，不仅让它
在权力分配上找到了新的平衡点（为后来各君主国所仿效），更在体系里保留了旧
制度中的有用部分。在大英帝国成为过去式后，邦联性质的“英联邦”成为了英国
与诸前殖民地之间的合作平台。至今仍有 16 个国家（包括英国），以英国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为名义元首。不得不说，君主的存在为这个“共主邦联”性质的组织找到
了一个聚结点。相比之下，法国为前殖民地所打造的政治圈子“法兰西共同体”就
338要失败得多了。这当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法国没有办法推出一个，让前殖民地共同
认同的聚结点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追溯历史的话，大家会发现，将中国推上“中
央之国”定位的“朝贡体系”，本质上就是一个类似英联邦的“共主邦联”模式。
只是基于二者产生的背景不同，在运行模式上有所不同罢了。
日本则是又一个采纳“君主立宪”制而完成转型的成功案例。事实上，基于日
本与英国类似的地理位置，以及天皇长期以来本已成为“虚位君主”的背景，英国
一直是日本在崛起之时所效法的直接对象。作为欧、亚两洲最成功的殖民帝国，让“君
主”和其所代表的阶层，以新形式继续发挥作用的做法，最起码使得两国在这个危
险的转型过程中，尽量减少了内部消耗。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是否选
择一个“君主”作为名义元首，要看君主的存在是否更有利于弥合内部矛盾。历史
上最为失败的案例，当属曾经认为只有恢复君主制，才能避免中央之国分裂的袁世
凯了。对于积重难返，并且在认知当中一直视“君权”为“集权”代名词的华夏文
明来说，一场推倒重建的革命看起来会更有号召力。
另一个有趣的案例是荷兰。荷兰在 17 世纪的崛起，可以说是“商业共和”力量
或者说资产阶层的胜利。不过在 19 世纪初，荷兰模式走向没落后，荷兰人又重新请
回了国王，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的荷兰并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王国。同样的
情况也出现在西班牙，在佛朗哥结束军人极权统治时代后，西班牙人重新迎回了自
己的国王（1975 年）。至于说是否能够找到适合的人选，这在欧洲倒完全不是问题。
即使是变革最为彻底的法、德、俄等国，如果有一天需要国王的话，也一定能够找
到血统和法理上合规的人选。
上述例子告诉我们，每一个国家在选择发展道路时，都需要更多考虑自身的客
观环境，并基于环境作出最合理的战略设计，在海外扩张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今
天作为曾经的一超，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力，无疑已经开始有了下降的趋
势。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美国自二战以后，不遗余力的以自身制度为模板，对
外推广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一个“地缘量变期“（50-60 年）过后，无论是曾经
被美式普世价值观深刻影响的国家，还是美国自身，都对这个“一套模板打天下”
的做法产生了怀疑。
在扩张政治控制力问题上，最让美国有挫败感的地区当属中东。自外向内的暴
力重建（伊拉克）和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这两种手段都未能在中东取得预期
的效果。对美国政治家来说，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无论你以哪种形式摧毁一个
旧世界，都未必能够按照自己的模式建设一个新世界。埃及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后，
穆斯林兄弟会通过选举上台就是最具讽刺意味的结果。以至于美国不得不默认埃及
重回军政府模式，并对那些看起来不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做法视而不见（如一次判处
数百人死刑）。
今天，特朗普这个看似异类的美国总统上台，以及他关于“将停止推翻外国政
339权的竞赛”一类的外交政策表述，都表露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反思。在可以预见
的将来，美国依然将是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也很有可能在外交取向问题上
出现反复，不过如果想反思得更彻底点的话，其前宗主国“英国”的帝国史，应该
会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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