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煎糠妈”，“猩惩妈”、“哎，哎！猩惩妈！”……
北京时间12日零点，微信官方发布消息，行程码终于要下线了，具体时间，是从明天零点起。
很奇怪，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位已经有一年多没谋过面的保安大爷。
一年多以前，我还在我所居住的城市一家单位上班，单位在一栋很大的写字楼里，疫情一来，当然要求门口的保安要求上班的人出示健康码，这事儿这几年大家应该都熟
但让我印象深刻的那位保安大爷还是很特别。第一是他有一口非常浓厚的当地口音，“健康码”仨字儿在他嘴里念得宛如歌谣般婉转，变成了“煎糠妈”。
更特别的是，当你打开手机，调出微信，把健康码给他出示了以后，他依然会拦在你的身前，用那依然十分婉转悠扬的独特口音，再继续轻吐三个字——“猩惩妈！”
他大约是在疫情爆发第二年的春节以后，开始对在该楼上班的人频繁施展这个“二连咏唱”的。
起初我还有点诧异——怎么防疫检查要求又加码了么？
但后来想想觉得也有这个可能，我们那个楼有些单位，平素确实是要频繁派人去外地出差的，如果大楼的管理者想以防万一，加了这个查验行程码的规矩，你也不好说啥不是？
理解一下吧，人家大爷也是照章办事，这年头，干啥工作都不容易。
直到有一天，我去上班时正好没轮到那位大爷值班，看门的保安是一位大约和我同龄的年轻小伙子，他用标准的普通话十分礼貌的跟我说了一句“请出示您的健康码，谢谢”。
而我出示了以后，还没点行程码，他就挥手放我通过了。
再然后又过了几天，又轮到那位大爷值班，我见他依然在对不不断施展那个口音浓重的“二连咏唱”——
“煎糠妈”、“猩惩妈”、“哎，哎！猩惩妈！”……
我开始慢慢了然了——大约、可能、也许，让进楼者出示完健康码之后必须再出示行程码，只是这位保安大爷的自选动作。
时至今日，我依然并不知道这位大爷为什么要搞这个“自选动作”：
也许是大爷的防疫自觉意识特别强，觉得看了行程码更保险一些？
还是他对上级规定理解有偏差，或者年纪大了，搞不清二个码之间的区别，为了求稳，不得不两个都查一下。
再或者，这些理由都是扯淡，他就很享受那种给人验码时候的权威感？想通过多验个行程码把这种爽感多延续几秒钟？
我不清楚。但以小人之心，度大爷之腹，我确实感觉他享受这种“二连咏唱”——当他能拦下我们这些平时他拦不下的人时，隔着口罩，我能感受到他说这些话时的那种高高在上与神圣不可侵犯。
那一刻，他很陶醉。而我，则想起了王小波先生的一篇文章，名叫《肚子里的战争》。
在那篇文章中，王小波告诫我们，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一有机会就想借酒撒疯。
而我又特别肯定的是，每天上班，整栋写字楼里在这位大爷身前要过几百上千号人，如果每个人因为他“猩惩妈”的特殊咏唱多耽误个几秒钟时间，大家加在一起就能耽误大几个小时。如果再想到这位大爷偶尔有点“执法过严”，有时你出门接个快递、去便利店买个便当，回来时他也要重看你一遍“煎康妈”、“猩惩妈”……那他耽误大家的时间可就更久了。
鲁迅先生确实说过，浪费他人时间等于谋财害命。那以这句话去苛责大爷，就不知道他到底要谋多少财害多少命了。
但当时，我们真拿这位大爷没办法。
原因很简单，健康码和行程码的小程序做的确实挺人性化的，如果你已经点开了健康码，再去点行程码，也就需要多一个步骤，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点的快的话，就是一瞬间。
也就是说，有跟他较真这个时间，你早就过关了。
可是如果你要跟大爷争辩：“这真是你们物业公司要求？把规定拿来我看看？凭什么看我的行程码？你这样自作主张是不对的！……”这样一吵，耽误的时间可就不只几秒钟了，你上班肯定得迟到。
而物业公司八成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开了这位保安大爷。回头没准还是他天天在楼下给你验码，弄不好还要代你受个外卖、快递啥的……
你说，到时候他再给你阴戳戳使个绊子什么的，你怕不怕？受不受得了呢？
虽然这整栋楼上班的人八成都猜出了大爷的这个二连咏唱是他大爷的自嗨、自作主张，是在用这种刻意添麻烦享受在我们这些上班族面前权威感，可是所有人都把这事儿忍了下来，听他每天这么“煎糠妈”、“猩惩妈”的把我们安排的明明白白。
最终，谁都没有为大爷弄出的这点小事计较——至于到底是懒得跟他计较，还是不敢跟他计较，这其实很微妙，大家都不愿意细想。
再后来，我真的这事儿被这事儿搞的有心理阴影了，以至于最后辞职时，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年头，居然是庆幸——以后终于不用再这个楼里上班，听他大爷的“二连咏唱”了！
我突然想起一件往事……
一千年前，北宋的王安石和司马光曾经有过一番争论。王安石认为大宋当时冗兵冗官冗费，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所以他把自己憋在家里，累死不知道多少脑细胞，想了不少“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好政策，什么青苗法、募役法、均输法、保甲法、保马法……
王安石兴冲冲的捧着这些政策到朝堂上建议皇帝推行，却遭到了他曾经的至交好友司马光的全盘反对。王安石非常气愤，说我这些政策，可都是我在书斋里经过反复推演计算过的！绝对没有问题啊！明知是对的，为什么不能推广呢？
然而司马光还是敛容不应声、不支持，吵多了就是颠来倒去那一句：圣人曰，兴一利不如除一弊……把王安石气了个够呛。
然而，千年过去后，如果让我们运用现代行政学的知识去劝谏一下王安石，帮司马光说一下他不方便说的那些话，我们其实可以这样说:
王相公，你的那些主意，在你书斋里做理论推演，也许确实都很好，利国利民，官民两便。但这只是理论上，就像物理学中，理论上物体可以保持匀速直线运动一直运动下去，但现实中因受摩擦力的影响不可能一样。现实的行政体系当中，也是有不可忽略的“摩擦力”的——这种“摩擦力”，就是每一级科层人员的私心和随之而来的自作主张。
朝廷的初心可能很好，但每多做一项规定，多颁布一个新政策，就意味着基层的胥吏手上多了一种可以由他们进行自由定夺、裁量的权威——青苗钱怎么放？募役钱怎么收？让谁当保甲？让谁去养马？……
当一项措施推行后，所有这些分散在基层的权力，都是无法回收的，必须下放给最具体的执行者，这是一种无法规避的“行政熵增”。于是你无法保证这些具体执行者们不依靠这种“自由裁量权”为自己牟利——或者哪怕压根谋不到利，就是把着一点小权耍一耍，在一些地方卡别人一卡，这也很多人本能的冲动。
这就是行政学上理想状态与现实状态之间的“摩擦力”，一个主意在理想中推算也许很完美，但在现实执行当中，如果计算了这种“摩擦力”，可能就会出大问题。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归根结底，就是没有计算“摩擦力”而导致的。
所以“德政天然不是简政，但简政天然就是德政。”这是行政学上一个颠扑不破的常识。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兴一利不如去一弊，当一项政策因为形势的转变而变得不再必要的时候，尽早让其退场，永远是最有效、最明智的决策！
基于以上的认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行程码”的及时退场，迅速得到全社会普遍的欢呼与称赞。
行程码能及时退出公众生活，这个决策非常明智。
抛开“隐私权”这个虽然《民法典》有明确规定，但中国人普遍不咋在乎的权利不谈，行程码的下线，至少有一点好处——从今往后，再不会有一位保安大爷，在查过你的健康码以后再要看你的行程码了。
而你自己也不用再在那一刻闪念、纠结、恼火，猜疑他这么要求，到底是获得了明确授权，还是就是“爷高兴”，有点权就想耍耍，有个码就想查查了。
是的，一下子，这些纠结、这些私信、这些可能爆发争执、吵闹，终于都结束了，怎能不开心呢？！
而，那位保安大爷，在这普天同庆的时刻，我突然又想起了你：
大爷，你现在心情还好吗？
从明天起，在查完上班者的“煎糠妈”之后，你再也不能拦着人家，多喊一句“猩惩妈”了。您自作主张的“二连咏唱”将从此成为绝唱……
此时此刻，您是否会感到些许落寞？
再过上不久，也许健康码也会退场，到时候您连堵门“施法”的权力也被剥夺了， 您是否会更感落寞呢？
愿您适应，因为这才是生活本来该有的样子，您本来就是这栋楼的工作者们雇来的安保人员，是护他们安全，而不是找他们麻烦的。
而再过上不久，因为不再需要那么多保安每天查码了，也许您所属的物业公司也会减员增效了。
我很想祝您保住您的工作，但想到曾给您代班的那位小哥，想到他比您客气的多的“请出示一下您的健康码，谢谢”。
就凭这一句话，我不得不说，我更希望是他而不是你能留任。
是的，一场波折过后，善良而尽职的人当受奖赏，正如借酒撒疯者、借事耍权者遭到报应纯属活该一样。
所以我不想掩饰我对您落寞的开心，虽然我早已不在那栋楼里上班，久不听您那“二连咏唱”了。但我还是想迟到说上一句——
永别了，大爷，
永别了，行程码。
再见，愿再也不见！
愿我们的生活就此步入正轨。
全文完
本文38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Faith2700
自选动作
听友198521170
人家保安大爷不嫌麻烦啊？我们小区保安不用查行程码健康码了高兴的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