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有人给孙多慈介绍了许绍棣，作为当时的文化部长，许绍棣很快就给孙父安排了工作。
同时，孙多慈也很欣赏许绍棣为抗战做出的诸多努力，虽然内心没有同意，但是对他的印象始终很好，只是孙多慈始终希望自己未来的夫君跟自己志趣相投。
有段时间，孙多慈跟画家柴时道走得很近。
遗憾的是，孙多慈自小有恋父情结，不能接受比自己小五岁的男人，加上内心始终没有放下徐悲鸿，二人最终还是做了朋友。
孙多慈就这么蹉跎到了三十岁。有一天晚上，她跟三个闺蜜在一起喝茶，有人过来敲门，他打开一看，一个持枪的士兵跟他说，自己的长官请她过去谈话。
孙多慈去了之后，才知道这位军官就是许绍棣。许绍棣向她求婚，但交谈了三小时后，孙多慈还是拒绝了。
但这次求婚，还是让孙多慈内心充满了甜蜜，也是这个戏剧化的插曲，让孙多慈下定决心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终于在1940年，孙多慈与追求自己四年之久的许绍棣组建了家庭，婚后有了两个孩子。
只是婚后孙多慈才知道，许绍棣不仅没有学问，还十分好色，两人根本没有共同语言。
1944年，孙多慈给徐悲鸿写信，说出了自己的后悔，再次表达了对徐的思念之情。
可惜，当时正是战乱时代，徐悲鸿很久才收到信。他第一时间写了回信，但是因为战乱，这封信没有转到孙多慈手上，这封信就是文章开头的那封拍卖89万的信。
1945年，徐悲鸿与廖静文结婚，孙多慈从报上得到消息后，内心泛起了一丝醋意，自此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艺术上。
只是随着在她在艺术上的成就，她对徐悲鸿的思念也越来越深。
1948年春天，孙多慈应友人之邀去弧山游玩，大家硬拉着她作画，她提笔作了一副名为《梅花》的画，画的右上方题了8个字，“总是无言，自甘寂寞”。
不巧的是，这幅画后来传到了徐悲鸿手中，他立刻提笔在梅花枝头画了一只喜鹊，并补了四个字“悲鸿补鹊”，画中的喜鹊回首翘望，欲说还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的后悔之意。
可惜，那时的二人，不仅已有家室，还有了孩子，无论多少悔恨，都不可能回到从前。
1949年，孙多慈随丈夫去了台湾，此后，她在丈夫的支持下，在台湾、香港举办了多次画展，最终成为一名著名的画家。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去世，当时远在美国的孙多慈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晕倒，醒来之后，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为徐悲鸿戴孝三年，许绍棣默许了。
1970年，孙多慈得了乳腺癌，丈夫和儿子急忙把她送到美国治疗。临终之际，闺蜜吴健雄正好在身边，见她眼中有泪，于是问她想说什么。
孙多慈当时已经不能言语，只是用手指在吴的手中奋力划着，吴健雄会意，在她的手中写下“慈悲”二字，然后一语双关地说，我们都了解你，你一生都是慈悲为怀。
慈悲二字，正是徐悲鸿和孙多慈的自称。孙多慈听完，笑着闭上了双眼。
她去世后，吴健雄打开孙多慈的随身钱包，里面还放着徐悲鸿写给她的一封信，大家看了都不愿提及，因为这是孙多慈守了一生的秘密。
据说，孙多慈在结婚前，曾经把她跟徐悲鸿的一大包信件交给妈妈保管，可惜在动乱年代中被全部烧毁，这成了她母亲一生的遗憾。
虽然没人看到那一包信件，但是后人从徐悲鸿为孙多慈的画中，以及孙多慈后来的画作中，都看到了二人的深情。
徐悲鸿的两位夫人，都曾出书写徐悲鸿，蒋碧微的版本把孙多慈写成了小三，廖静文却用寥寥几笔将她一笔带过。
唯独孙多慈没有过任何言语，可是，看过她的画的人都说，她是最得徐悲鸿真传的弟子，她对徐悲鸿的一切感情都在她的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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