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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格立菲斯描述了我看到的情景。他只是简略地答道：“我不希望游行队伍前往要塞，因为到了那里难免会发生暴动。可是人们不听劝告，所以我只好下令让骑警把他们冲散。”
“可是，”我说，“你是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的。那些马一定会踩到人。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派骑警去冲散群众。”
“你不能妄下断言，”格立菲斯说，“我们身为警察，当然比你更清楚你的主张会对人民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倘若我们不断然采取措施，局面就会无法控制。我告诉你，人民一定不会被你控制。他们很快就会服从法律的，他们是无法明白保持和平的责任的。我不否认你的用意是好的，不过人们是不会理解你的意图的。他们只是在受本能的驱使。”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说道，“人民的天性是爱好和平而不是暴力。”
就这样我们又争论起来。最后，格立菲斯说：“如果人民的确不认同你那一套说法，你又打算怎么办呢？”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真的吗？听说你对鲍林说过，你一获释还打算去旁遮普。”
“是的，我原本打算乘下一班火车。不过今天不行了。”
“如果你有耐心，就应该停止这种行为。你知道现在阿赫梅达巴发生了什么吗？你知道阿姆里察发生了什么吗？那些地方的群众几乎是疯了，我还没有了解到所有事实。但我知道有些地方的电线都被割断了。我告诉你：所有暴动都要由你负责。”
“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真是我的责任，我一定会负责。阿赫梅达巴也发生暴动了吗？如果这是真的，我很惊讶，也非常痛心。但是我从没去过阿姆里察，那儿也没有人认识我，那儿的暴动不能算到我的头上。而且如果不是旁遮普政府禁止我入境，我想我一定可以帮助他们维持那里的秩序。但是他们逮捕我，反而激怒了人民。”
我们一直这样争论下去，无法取得共识。我告诉他我想在乔巴蒂召开一次群众集会，我号召人民保持镇静，说完这些我就同他告别了。群众集会在乔巴蒂海滩上举行。我给人们详细地解释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责任和界限，我说：“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是诚实的人的一种武器，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者首先要坚守‘非暴力’的原则，只有人民在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上都能遵守这个原则，我才能进行群众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安娜舒也朋夫人也听说了阿赫梅达巴发生暴动的消息。有人散布谣言，说她也被捕了。纺织工人听说她被捕后，气得昏了头，他们举行了罢工，甚至还采取了暴力行动，打死了一名警官。
我连忙赶往阿赫梅达巴。我还听说有人企图破坏纳提亚车站附近的铁轨，还有一位维朗坎的政府官员被杀害，阿赫梅达巴正在戒严，人民非常惊慌，他们曾经采取过激的暴力行动，现在政府要让他们连本带利地付出代价。
我到车站时有一位警官在那里等着我，他护送我去警察局长普拉特先生那里。我发现局长非常生气，于是我便温和地与他交流，并表示我对当地目前的暴动感到遗憾，但我认为没有必要戒严，我愿意与他合作尽早让局面稳定下来。我希望他准许我在沙巴玛第学院的广场上召开一次群众集会，他同意了。大概是在4月13日，也就是周日那天大会举行了，也是在那两天，戒严令撤销了。我在大会上发言，极力想让人们明白他们自己犯下的错误，并宣布我将绝食三天以示忏悔，呼吁人民也绝食一天，我还建议那些参与了暴行的人自觉承认自己的罪过。
我知道自己对这场暴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无法忍受工人们也参加了暴动的这个事实，因为我曾为他们服务，在他们身上投入了很多精力，并对他们寄予厚望，而他们居然犯了罪，身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无法替自己开脱。
一方面我建议人民反思自己的罪过，另一方面我也建议政府宽恕他们的过激行为。但是两方面都不接受我的建议。
罗曼白爵士（现已故）和当地的其他朋友们来找我，希望我呼吁人民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实他们多虑了，因为我也已经下定决心，在人民还没有学会维持和平以前，绝不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些朋友高兴地离开了。
然而，也有一些人不赞成我的这个决定。他们认为，如果我到处宣扬和平并将其当做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前提的话，那么群众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根本不可能发动起来。很抱歉我不能认同这样的看法。如果连那些曾经与我一起工作过的人都不遵守“非暴力”的原则，也不愿意自己吃苦的话，那么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绝无可能实践的。
我坚持认为，那些希望领导人民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人一定要能够保证人民在非暴力界限以内活动。直到今日我也对此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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