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韩诗外传》八云：
……于是黄帝乃服黄衣，戴黄冕，致斋于宫。凤乃蔽日而至。黄帝降于东阶，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凤乃止帝东囿（原作“国”，据《说苑·辨物》篇校改），集帝梧桐，食帝竹实，没身不去。《诗》曰：“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大雅·卷阿》）
这是神话，可是在古人眼里也是史。这不是引《诗》述史而是引《诗》证史。又如蔡邕《独断》下云：
宗庙之制，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月令》曰“先荐寝庙”，《诗》云“公侯之宫”（《召南·采蘩》），《颂》曰“寝庙奕奕”（《鲁颂·宫》；《毛诗》作“新庙”，蔡当据《鲁诗》），言相连也。
这是引《诗》以证宫的制度。又如《春秋繁露·郊祀》篇云：
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为可。今为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异是？是故天子每至岁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为地，行子礼也。每将兴师，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兴师伐崇。其诗曰：“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莪莪，髦士攸宜。”（《大雅·棫朴》）此郊辞也。其下曰：“淠彼泾舟，烝徒楫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同上）此伐辞也。
这里引《诗》以明郊的制度。又如《汉书》二十八《地理志》云：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小戎》）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无衣》）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这是记风俗的引《诗》。
还有引《诗》以明天文地理的。又有用《诗》作隐语的。而诗篇入乐的意义，著述中也常论及。如《汉书》二十六《天文志》云：
西方为雨，雨，少阴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毕，则多雨。故《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小雅·渐渐之石》）言多雨也。
这两句诗里的天文学早就反映在孔子的故事里。《史记》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云：
他日，弟子进问[有若]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
故事未必真，却可见劳孝舆说的“事物细微，皆引《诗》以证其得失”（见前）那句话确有道理。又如《汉书·地理志》云：
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曰“彼汾一曲”（《汾沮洳》），“置之河之侧”（《伐檀》）。
这里引《诗》以明魏国的地理。至于用《诗》为隐语，春秋时就有了77，直到汉末还存着这个风气。《后汉书》八十三《徐稚传》云：
……及林宗有母忧，稚往吊之，置生刍一束于庐前而去。众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诗》不云乎？‘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驹》）。吾无德以堪之。”
这是无语的隐语，所以“众怪不知其故”。又，解释入乐《诗》篇的意义的，如《礼记·射义》云：其节：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苹》为节，士以《采蘩》为节。《驺虞》者，乐官备也。《狸首》者，乐会时也。《采苹》者，乐循法也。《采蘩》者，乐不失职也。
这中间《狸首》篇是逸《诗》。
汉人著述引《诗》之多，用《诗》之广，由以上各项可见。无论大端细节，他们都爱引《诗》，或断或证——这自然非讽诵烂熟不可。陈乔枞所谓“上推天人性理”，“下究万物情状”，以至“古今得失之林”，总而言之，就是包罗万有。春秋以后，要数汉代能够尽《诗》之用。春秋用《诗》，还只限于典礼、讽谏、赋《诗》、言语78；汉代典礼别制乐歌，赋《诗》也早已不行，可是著述用《诗》，范围之广，却超过春秋时。孔子道：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这是《诗》教的意念的源头。孔子的时代正是《诗》以声为用到《诗》以义为用的过渡期，他只能提示《诗》教这意念的条件。到了汉代，这意念才形成，才充分地发展。不过无论怎样发展，这意念的核心只是德教、政治、学养几方面——阮元所谓政治言行，——也就是孔子所谓兴、观、群、怨。“温柔敦厚”一语便从这里提炼出来。《论语》中孔子论《诗》、礼、乐甚详，而且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好像看作三位一体似的。因此《经解》里所记孔子论《诗》教、乐教、礼教的话，便觉比较亲切而有所依据，跟其他三科几乎全出于依托的不同。汉代《诗》和礼乐虽然早已分了家，可是所谓“温柔敦厚”，还得将《诗》、礼、乐合看才能明白。《韩诗外传》八有一个《诗》的故事：
[魏]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苍唐]对曰：“好《诗》。”文侯曰：“于《诗》何好？”曰：“好《黍离》与《晨风》。”文侯曰：“《黍离》何哉？”对曰：“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79曰：“非敢怨也，时思也。”文侯曰：“《晨风》谓何？”对曰：“‘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此自以‘忘我’者也。”（原无末七字。许维先生据《文选·四子讲德论注》与《御览》七七九补。）于是文侯大悦……遂废太子诉，召中山君以为嗣。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西汉王褒作《四子讲德论》，已经引用80。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三列举“兴于《诗》”的事例，第一件便是“子击（中山君名击）好《晨风》《黍离》而慈父感悟”。其次是周磐。《后汉书》六十九本传云：
居贫养母，俭薄不充。尝诵《诗》至《汝坟》之卒章，慨然而叹。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
《召南·汝坟》末章道：“鲂鱼赪尾，王室如。虽则如，父母孔迩。”章怀太子《后汉书注》引《韩诗薛君章句》：“以父母甚迫近饥寒之忧，为此禄仕。”周磐是“兴于《诗》”“而为亲从仕”（《纪闻》语）的。后世因读诵而兴的例子还有些，多半也是“兴于《诗》”；而以孝思为主81。这些都是实践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可是探源立论，事亲事君都是礼的节目，而礼乐是互相为用的，是相反相成的；所以要了解《诗》教的意义，究竟不能离开乐教和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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