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一生致力于书籍编纂与阅读推广的清代济南大儒周永年,正在重回公众视野。经过一众学者专家的多方考证论述,由周永年倡导创办的“藉书园”是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这一观点正逐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今年山东“两会”期间,山东省政协常委、文史委副主任孟鸿声以提案的方式建议,“修复中国公共图书馆发祥地藉书园,赓续山东文脉,建设书香山东”。随着岁月的浮尘被轻轻拭去,一段并不算久远的文化记忆,正被悄然叩响。“藉书园”所提倡的“与天下万世共读书”之精神,与当下的文化语境产生了新的和鸣。
解读周永年,读书人的精神
周永年,字书昌,又字书仓、书愚。而其人其事,终其一生竟与“书”密不可分。
清雍正八年(1730年),周永年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居所位于济南东流水街(今五龙潭公园内)。他自幼好读书,“方四五岁时,过书肆,遽出荷囊中物购《庄子》”。少年时,他在佛峪林汲山房读书,后又在泺源书院沈起元门下求学。沈起元撰文记载了这位学生读书的情形——“百无嗜好,独嗜书。历下古书不易得,生故贫,见则脱衣典质,务必得,得则卒业乃已。”
学贯儒释道三家的周永年,在弱冠之年便已经“名噪齐鲁间”。后来奉诏入京编修《四库全书》,为文化道统的存续梳理竭尽心智,做出了不凡的贡献。与他交往共事的,不乏纪昀、李文藻、桂馥、翁方纲、戴震、章学诚等名士。然而与其他大家不同的是,周永年谦和内敛的个性让他少有诗文传世,只留下了作品《儒藏说》等十余种,以及编纂作品《历城县志》《泰安府志》等,还有一本总结前人读书方法的《先正读书诀》。
而他笃实力行的另一个方向,就是私书公读。他认为个人藏书总是有局限,“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之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希望倾尽个人所藏,“与天下万世共读书”。
为此,他与好友桂馥在济南创办了“藉书园”(也作“借书园”,即可以来借书的园子),并在自己入京后,将藉书园也搬到了北京。筹办此书园,耗费了他大量的心血和财力。如同他少年时典当衣服购书一样,他将所有的积蓄都用在搜罗书刊之上,只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内心充盈但衣食不丰的晚年。而他留下的藉书园,因为周氏后人外出为官的原因,几经兴废,终在百年时光中湮没无闻,只留下史料中的只言片语。
他一生并无鸿篇巨制,也缺少名诗佳句。所以除却一些专业研究者,鲜少有人能对他的生平事迹详述一二。然而兰因絮果,皆有始终,近年来关于周永年及藉书园的研究关注,渐渐升温。从老一辈的王绍曾、徐北文等专家,到近年来的侯林、尹承、李关勇等学者,都对周永年的史料进行了考证和发掘。
2023年初,文化学者侯林、侯环在媒体发表了关于藉书园研究的最新考据。作者从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的一则题跋中,找到了对藉书园的直接描述。何绍基因为和周永年的孙子周宗照过从甚密,常常到周家的藏书楼去谈论诗文。因此记下了当时的“朗园”,即早年藉书园的样子,“园中列屋十九间,皆以藏书。箱案羾屋梁”。侯林对济南本地文化研究很深,在对泉水诗的研究中,探访了大量的史料,此番所得源于辛苦查证,并非妙手偶拾。
更早一些时间,媒体人出身的刘国胜,以一篇学术论文《济南藉书园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发祥地考》,为自己的研究生涯做了阶段性总结。此文参加2022年中国图书馆年会论文征集活动,入选《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2022年卷)。这也意味着,济南藉书园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发祥地这一结论,步步被图书馆学界所接纳。
更有意味的是,刘国胜在济南东部运营着一家名叫“藉书园”的书店。每天这里总有不少人对坐读书,围炉煮茶,与周边的熙攘街市相比别有格调。刘国胜认为,此“藉书园”,只是希望存续周永年的初心和精神。
无论是在资料中钩沉辑佚,还是现实中身体力行,都让阔别济南视野许久的藉书园,在今天找到了现实凭藉。对此孟鸿声认为,此举“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书院之价值重构,连接历史现实
刘国胜接触周永年,源于欧阳中石、梁修等老先生们的启发。多年前他对山东文化名家的系列采访中,几位名家都提到“济南人不要忘了周永年”。由此,刘国胜怀着一份嘱托,开启了他对周永年的探访之路。他从《清史稿》《章学诚遗书》《济南府志》等古籍留下的周永年原始传记和周永年编纂过的《历城县志》《泰安府志》《济宁直隶州志》《先正读书诀》《贷园丛书初集》《制艺类编》等文献资料入手,又结合当时周永年的好友同僚对其描述,历时八年创作完成26万字的《周永年传》。
后来,在原济南文联主席、文化学者邹卫平建议下,刘国胜完成《济南藉书园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发祥地考》学术论文。该论文又经过了山东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杜泽逊审阅,从立意到考据都经得住推敲。
孟鸿声认为,这些研究成果为书香济南找到了新的文化根基。而传统书院,在当下的城市发展中,急需开掘出全新的价值。
孟鸿声曾经造访过很多地方的书院,在他看来,传统书院可以看作一个城市文化的巨大容器,既具有文化传承价值,又具有活化应用价值。“近到青岛的康成书院,远到长沙的岳麓书院,再远到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都是构成城市文化传统的重要元素。而且,现实中都得到了全新的再造,成为城市文化的崭新亮色。”身为著名书法家,孟鸿声本人一直高度关注文明的演变与流向,早在2006年,他就发表《反哺稷下》论文阐述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在各自文明中同归殊途、一致百虑的“轴心突破”,并做出了这样的论断:“现代文明的东方转向,必然不能绕过临淄稷下学宫,因为稷下学宫是世界文明轴心时代的第一次中国精英文化大集结,是现代性世界文明回归反哺的思想家园。”
十多年后,时代的发展更加印证了孟鸿声的预判。他认为,如今我们倡导的文化“两创”“两结合”,以及四个“讲清楚”,都需要对传统文脉进行重新认知和深度发掘。“书院在文化赓续中,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里拥有书院,可以留住当地的精神历史,让传统文化的修习有容纳之所。向未来看,对于文脉的传承依然有着现实作用。”
具体到藉书园本身,孟鸿声认为周永年借助藉书园,开启了把私家藏书“广之于天下”的实践。在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史上,其举动是原创的、首发的,称得上是具有世界影响力和重要地位的文化标杆,是值得全人类珍视的文化遗产。因此他在两会提案中建议,在藉书园原址,济南五龙潭公园贤清泉北侧,根据目前建筑格局进行适当改扩建,尽可能恢复藉书园旧貌并正式挂牌,让藉书园这一埋没已久的文化地标重新出世。包括在与藉书园相关的、目前位于大明湖南岸的“朗园”中,增设藉书园以及周永年相关的文化内容,向外地游客更好地展示、推广。
立足文化原点,方能涵养“正根”
一座“藉书园”跨越两百多年时空,周永年与他的同道伙伴,与今天的济南学者相隔时光之河,遥遥相望。
根据记载,藏书达十万卷的藉书园,从藏书数量来看远超同期的江南天一阁、传是楼、述古堂诸家,为全国藏书之冠。在当时,代表着济南这座城市,甚至整个齐鲁大地博大精深的文化气象。
然而,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持着周永年倾尽毕生之力,编修经典组建藉书园?研究者认为,这固然离不开周氏的门风与家教、学养和秉性,但从根源上说,还是周永年那种超越时代的洞察力。
与周永年合作开办藉书园的桂馥,是他的知交挚友。在他笔下的描述中,周永年“自谓文拙,不存稿”,但在谦和的外表下,却有着极高的文化审美标准。桂馥少时聪明过人,涉猎广泛又好发议论。周永年规劝他要构建坚实的经学基础,“涉猎万卷,不如专精一艺,愿君三思”。最终桂馥专心治学精研经义,成为一代名家。
刘国胜在写周永年传记的时候,读到这些史料,每每感慨不尽,甚至情难自已。他认为,周永年说的“天下万世”都是自身无法超越的时空阻隔,但他仍然试图燃尽微小的自己,用一座书园的方式,让自己的“道”可以兴于天下,器宇之伟超乎常人。“这,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孟鸿声则认为,周永年的低调务实,完全无法掩盖他自身的光芒；而对其研究越深,越能发掘出他的特质。“可以说,周永年关于藉书园的设想和架构,堪称文化阶层的先觉者,对于今天的文化复兴仍有借鉴意义。”
“观诸历史,文化思潮的跃进,常常与经典的重构与解读紧密关联。”孟鸿声表示,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来自于对古希腊文化哲学的回顾,宋明理学思想也源于对儒家经典的阐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文化复兴,同样离不开对传统经典的发微应用。而早在两百多年前,周永年这种矢志不移的探索精神,给后世的文化传承和公共阅读,点燃了光明的火炬。
在平时的书法艺术创作中,孟鸿声也特别注重“正本清源”的价值。“唯有无限贴近文化原点,才能发现根在何处,才能拥有真正的艺术自信。”他建议,对于藉书园的品牌,更要得到活化利用,在济南各地建设文化综合体或者“城市书房”,以适合当代人生活习惯的方式,提升城市文化浓度,推进建设书香济南。
消失于历史风烟中的“藉书园”,正在渐行渐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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