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爱聊的老王，今天咱们聊聊康有为梁启超与戊戌变法。正本清源，澄清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
很多人以为康有为，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甚至把「戊戌变法」称为「康梁变法」。这可是个天大的笑话。
首先康梁这两位，其实在「戊戌变法」时的地位非常低，也可以说基本就没什么地位。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就是个小小的「工部主事」，戊戌变法之后，才被调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也只是个章京，衔六品。
大清朝的「总理事务衙门」，虽然是个主理大清朝外交的最高机构，但其实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府部门，而是军机处下设的一个附属机构和临时性机构。由一位亲王负责，下设几位大臣协办。各位大臣，都是由来自各个政府部门的官员兼任。另外还有16位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的文书，就是「章京」，一般是四五品的官员。所以康有为是一个六品官衔的章京，就是总理衙门的一个行政级别最低的普通干部，负责的大约是相当于今天的秘书工作。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本来是没有任何官职的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戊戌变法之后，被赏了一个因为变法才刚刚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衔六品顶戴。按今天的话说也就是个教育部门的处级干部。以康梁两位的政治地位，当时是既没有觐见皇上的资格，也没有向皇上呈递奏折的资格，当时康有为的奏折，都是以御史杨深秀的名义代呈的。
「戊戌变法」是慈禧参与的，光绪皇帝主导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的和反对的，都是朝廷中的重臣高官，王公贵胄，绝不是这么两个小人物可以策动和左右的。
其次，康有为只见过一次光绪皇帝，而且是在变法正式开始的5天之后。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觐见光绪皇帝。而且是和一大帮人一起排队等候皇帝接见，一共也就10来分钟。梁启超也是只见过光绪皇帝一次。是在变法开始将近一个月之后的7月3日。而且梁启超不会说普通话，一口广东官话，光绪皇帝根本就听不懂他说什么。梁启超也就是递了个奏折而已。也就是这次觐见，梁启超被委派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获得任命后，就离开了北京赴任，没有继续参与新政改革。所以光绪皇帝是不可能与康有为和梁启超，商讨研究所谓变法方略的。
第三，康有为逃跑，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避难，戊戌六君子被捕，不是仅仅因为变法失败。这些人都是一些职位不高的下层官员，即使有些过激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建议，但是罪不至死。他们之所以被追责的真实原因，其实是「通敌卖国」之罪。只是迫于当时的外交形势，清政府对得罪英国和日本有所忌惮，所以对他们的罪名只是含混带过。
因为康有为和谭嗣同当时提议要把新疆卖给俄国，西藏卖给英国，把卖国的钱用来变法和支持新政之用。谭嗣同对未来新政的设想，是不仅卖新疆和西藏，蒙古、青海也可以卖，把新疆，西藏，蒙古，青海都卖了，然后请英国和俄国来保护中国十年。
康有为在他的《日本变政考》里，还特意举了日本的库页岛归了俄国，俄国的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两个例子，来证明他们卖国搞变法新政的正当性。而且康有为在他的书里为了证明他的观点的正确性，还故意歪曲了历史事实。有人认为他是一知半解，道听途说，也有人认为，他是在刻意曲解，揣着明白装糊涂。
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是无知还是故意，康有为、谭嗣同所极力主张的“不惜卖国搞变法新政”的这个所谓「新政」，简而言之其实就是借助外国势力，推翻旧的权力体系，建立新的国家权力中心。
而且康有为谭嗣同，他们不仅仅是这么说的，事实上也这么做了。康有为秘密联络日本，并且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结成了一个政治同盟。康有为提出成立一个英国、美国、日本和中国的一个所谓「四国合邦」计划。并且提出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为顾问，由伊藤博文领导一个百人顾问团，负责全权处理大清的军事外交和财税。这等于是以「借才」的名义，完全推翻现有的权力架构，建立一个把国家治理权都完全出让的傀儡政权。这个想法出自李提摩太，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外交骗局，目的就是英美日三国联手瓜分中国，将中国置于三国附属国的地位。后来1910年，日本就是用的这种所谓的「合邦」方式吞并了朝鲜。日本利用顾问统监，控制了朝鲜的政治外交，最后把朝鲜变成了日本的附属国殖民地。这与康有为当年提出的「借才合邦」计划大同小异。所以当时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音jun）上奏说：康有为等，内则巧夺政权，外则私通敌国，其主持变法之说，皆欺人语也。
其实如果仅以康有为的政治地位而言，毕竟人微言轻，并不会引起什么太大的波澜和反响。但是经过支持变法新政的所谓一干「帝党」的鼓噪，就形成了一股来势汹汹的政治势力。而伊藤博文9月11日以所谓个人名义，私人身份访华，并与荣禄、袁世凯、张之洞等朝廷高官重臣会见，声称要为大清的变法新政献计献策，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就呼应了「变法派」与日本英国相勾结，里通外合的推测和判断，所以引起了所谓保守派的警觉和强烈反弹，纷纷上书请求慈禧出面，掌控时局。
慈禧事实上在整个变法期间，始终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在保持着所谓保守派和变法派之间的权力平衡。但是如果一旦日本和英国势力真的介入到大清的内政，与大清的一些实力派政客达成某种共识，或者利益同盟，并为他们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局面就会脱离慈禧所能掌控的边界，变得无法控制。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伊藤博文的访华，使慈禧意识到了某种危险的存在，所以及时出手终止了变法，开始弹压新政派。
所以，总而言之，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前和之后，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吏。以他们当时的社会地位，是不可能策动、推动甚至左右、掌控戊戌变法的。
康有为至多也就算个按今天的话说的「意见领袖」或者「公知大V」。但是康有为的信口开河，哗众取宠，言辞偏激夸张，阐述政见和攻击异己时，毫无底线的歪曲历史，捏造事实的表达方式，被所谓变法新政派政治势力看到了利用价值，所以将其解释为所谓「民意」而喝彩鼓噪，并推波助澜，用来攻击保守派。
而「保守派」的政治势力，也同样利用其口无遮拦，漏洞百出的夸夸其谈，来攻击「变法新政派」信口雌黄，居心叵测。所以在所谓“舆论场”，康有为就成了个看起来似乎是个很重要的存在，其实他只是个被利用的“口舌”而已。
而康有为本人，其实也巧妙地利用了那些政客对他的利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编造和演义了自己的政治势力、背景和重要作用。
其实人们今天看到的，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所谓“光辉形象”和“重要作用”，都是这二位流亡海外之后，自吹自擂，胡编乱造的。
比如著名的所谓「公车上书」，完全是康有为扑风捉影，自吹自擂的瞎说。根本就没有康有为自己说的一千多人参与。他只征集到了80名广东人的签名，而且也没有真正“上成书”，严格说根本就算不上“上书”，因为康有为根本就没送出去。所谓「公车上书」，事实上是一次中途流产的政治事件。真实的「公车上书」，其实是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音luan二声）等京城高官组织策动的上书，目的是为了阻挠《马关条约》。康有为移花接木地安在了自己的头上，所以他就成了「戊戌变法」标志性事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所以他就成了戊戌变法的主要发起人。
所以历史有的时候就是个文本中的说法，没人反对，就成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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