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伤寒论》，这部诞生于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为何能成为中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传世经典？一千多年后，当疫情来临，人们从这部论著中汲取的智慧和使用的理法方药，又何以能在现代的疫病救治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浪过后，在感慨、赞叹的同时，或许更需要每一位中医学人乃至社会大众去重新学习，去重新认识、思考并总结，以《伤寒论》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之于时代的意义。我们特别选编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刘力红老师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伤寒论》中的“《伤寒论》述要”章节，分“常道与非常道的合一”“和合整体，知常达变”“中正平和，辨证论治”“划时代的融合”“士当弘毅，医为通业”五篇，与您一起走进《伤寒论》。本文为第四篇。
（四）划时代的融合
医学流传至汉代，除神仙、房中外主要有医经和经方两种医学，据柳长华教授考证，医经医学经由岐黄（黄帝、岐伯）扁仓（扁鹊、仓公）等传承，于两汉方兴未艾。而相比之下，经方医学的传承则步履艰难。证明之一，是作为经方的主脉《汤液经》世无传本。医学为方技之类，在汉隶属官学，即如《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说“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因而从官学的角度来看，文献的缺失亦就意味着该门学问的式微。所幸的是张仲景从其师处（同郡张伯祖）传承了这一法脉，使得这一珍贵的医学免于灭绝。今天我们虽然无法从仲景的笔下直接得出这一推断，但《伤寒论》传承保有了经方医学的主要内涵，应为不争的事实。
据《方技略》所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可知医经医学的落脚处在经络、在阴阳表里，而经方医学显然与此有别。据《方技略》所列书目，及金代医家张子和对“五苦六辛”的辨释，经方医学的落脚处应为脏腑。
合二为一
经方汤液医学的落脚处在脏腑，除上述的依据外，还可从《辅行诀》中得到旁证。尽管该书的出处存在争议，但内涵脉络与经方如出一辙，应无异议。若我们上述的判断及皇甫谧于《针灸甲乙经》序中所述属实，那么张仲景《伤寒论》的主体结构理应属于经方一路，即落脚于脏腑，但我们所看到的《伤寒论》的呈现却完全不是这样，论中除112方外,其主体架构却完全是医经一路，即落脚于阴阳、表里，落脚于经络。
为什么经方医学这一珍贵的传承会渐渐衰落，而相比之下，医经医学的传承却能绵延不绝？中国文化及中医的特质，都非常强调对本源的追溯，如所谓“一本万殊”，所谓“但得本，何愁末”，所谓“治病必求于本”。就中医而言，这个本源大抵就是阴阳。就脏腑而言，虽然它们亦在阴阳的范畴，但相较而言，这已经是阴阳变化聚集的结果，是末的范畴。诚如清末著名伤寒学家郑钦安于《医理真传》所说“五脏六腑皆是虚位，二气（阴阳）流行方是真机”。经方式微的原由，是否与其立意局限于脏腑相关呢？有基于此，张仲景在继承原有经方内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借鉴了医经派的主体架构，即如其在序中所言“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将医经、经方这两大流传于汉代的医学，取长补短，进行了历史性的融合。在两汉时期，医经、经方尤如医的两条腿，相对而言，虽然医经的传承好于经方，但单腿的行走亦注定不能长远。
医经与经方的合一是划时代的，它不仅使医的传承于汉末合璧，且为医道的久远奠立了坚实的基础。而将合一的医学以“伤寒”命名，亦具有历史的深义，一者揭示了万病不离伤寒；二者揭示了阳气于生命的主导意义。而一千六百余年后，由郑钦安开宗，卢氏三代（卢铸之、卢永定、卢永华、卢崇汉）立派的钦安卢氏医学（扶阳学派），则沿此路径拓展。
鉴于上述推论，本次解读选取了《伤寒论》，以便更完整系统地体现这一划时代的融合，突出仲景的历史贡献。相较而言，《金匮要略》则较为原本地保留了经方医学的传承，是研究经方医学原貌的珍贵文献，亦因于此，由于历史线索的不足，这部分的探究解读则另待高明。
重拾初心——针药和合
就医经、经方两家的应用而言，虽然医经除针以外，尚有砭石、汤、火等，但究竟而言，仍以针的运用为其主导，而经方则几乎锁定于方药的应用。如上所述，汉末医道的传承业已形成医经独具的局面，在实施两家合一的过程中，为了扳转原有的偏势，张仲景自然偏向了药的一边,这或许是矫枉必须过正的原由。在《伤寒论》的397条中，112方占据了绝大多数篇幅，针或灸仅占少数。而在《伤寒论》的传播过程中，医家们皆专注于方书的内涵及其方药的运用以及六经辨证的研习，没有顾及汉末的医学态势以及作为经方医学的传承却为何要撰用医经的所述，当然就更少虑及在两家合一的过程中需要矫枉过正了。于是，随着《伤寒论》的横空出世及其影响的日益扩大，针道（医经一路的主线）走向衰落便成为定局，清代著名医家徐大椿于其《医学源流论》中专列《针灸失传论》一篇，由此可见一斑。
按宋本《伤寒论》的体例，《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涉及治疗的首条原文是第8条：“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再看为数不多的几条涉及针或灸的原文，如第24条：“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第292条：“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论及针灸的这些内容比之方药，如首次出现方药的条文是第12条桂枝汤，从桂枝汤的药物组成、剂量，到药物的炮制，如桂枝去皮、生姜切、大枣擘等，乃至汤剂的煎煮及服药禁忌等，都不厌其繁。相较而言，对针灸的描述则简之又简。
针之与药，各有所长，各有方便。《素问》虽有“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之说，但针未尝不可以治内，药未尝不可以治外。作为医者，既不可以只知药而不知针，亦不可以只知针而不知药，尤其对于急症，就更不可以不知针了。仲景将医经家的阴阳、表里、经络裁入经方，以成六经之辨、伤寒之学，这一历史性的融合创举，不仅使原有的经方体系在理上直趋本源，在用上亦更为宽广灵活。经方医学经由这一历史性的蜕变后，使得后来的诸多医家渐渐向其汇入，并最终成为医界的主流。
诚然，六经辨证为经方应用揭示出了清晰可依的理、法、方、药路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其所依的源头是医经，是针道，因而六经辨证同样蕴含着更为明晰的理、法、方、针路径。一句“针足阳明”，一句“灸少阴七壮”，一句“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其实已经蕴含着六经辨证与针（灸）道的无尽关联。近年出版的一本《黄帝内针》便十分强调其与六经辨证的关系，正如书中所说“黄帝内针就是不折不扣的六经辨证，而且也许是更为彻底的六经辨证”！当我们重温《伤寒论》这部重要经典，仲景著述的初心是应当去品味的，当我们领悟到这个初心，便应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使医道重回医经、经方合一的正轨，重回针药并重的正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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